旧闻评论｜中产阶级如何谈论北京医院大火

关心时政与世相的中产阶级，在观察过北京长峰医院致命火灾的后续动静后，再次感到所托非人。信息公开透明、媒体奋力有为、应对尊重人性，这些他们十分重视的方面差强人意，甚至未致历史水准。这些失望情绪构成了火灾舆论中批判角度。

中产阶级就是算数好，他们计算出火情发生到官方披露简报之间有8小时时差。也就是说，在简报之前，公众完全不晓得有这样一场夺命火灾。这个认识惹怒了他们，继而产生了惊骇。想必这是一个幻灭的瞬间，至少有三种现实被和盘托出。

其一，掌握了最多信息的公门中人，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将灾祸信息的外泄控制在清零状态。涉及29人死亡的重大事故，本是确凿无疑的公共灾难事件，但其信息呈现可以做到不露丝毫的程度。这个事实有助于中产阶级理解，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决心和纪律相当惊人的治理者。

其二，8小时的火灾空白，再一次嘲弄了“人人都是媒体”的夸张陈词。以为人人有了账号，等于人人有了话筒，可以遂行“人人都是传播”，看来又是一种虚假希望。这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理解身处的媒介环境，众声喧哗当中，他们是孤独的存在。

其三，大火让中产阶级再次重复“媒体已死”的呓语，因为不涉及女性主义角度，这种呓语少了话语的干扰，更容易被其他同类听见。媒体和记者，再一次被推到新闻伦理的十字架上示众。而我们知道，在没有新闻的状态下批判新闻伦理早已是常态。

细究起来，这三种现实汇聚、贯穿于中产阶级对火灾的谈论，其本质是期待在街谈巷议与官方通报之间寻求第三种灾难叙事。这种灾难叙事鄙视街谈巷议的粗陋倒在其次，它希望的是更准确的事实、有核查的真相，以便让他们摆脱官方叙事的单一信源。

这样的信息需求，可以视作中产阶级努力区别于下层人民与治理精英的固有追求。很遗憾的是，随着大众媒体走出市场化阶段，中产阶级在信息供应上被迫接受新闻枯竭的现实。街谈巷议很是扰攘，治理对信息流的控制近乎本能，他们被悬置在国情之中。

信息流曾是中产阶级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也曾认可市场化媒体为他们可爱的同盟。但在北京火灾这件事的传播格局中，中产阶级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与其说他们对媒体缺位失望，不如说是对自身阶级性流失的恐慌，因为他们视“接地气”为畏途。

在现时流行的社交媒体中，抖音快手是最具备“接地气”的信息介质与传播平台。“接地气”意味着它们无知觉地接受了从上至下的阶级俯视，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信息格局中最无害的角色安排。“每一种生活”都被强调，是宣传美化的修辞，不等于“人人都是记者”。

中产阶级的苦恼在于，他们无法与上下的阶级分享这种心得，信息流严格地依据阶级走势，在新闻供应上很不充裕，令他们试图保有开放心境时，不得不经受新闻匮乏的折磨。而对此一匮乏的抵触，演化为舆论中难以衰竭的中坚力量，舆论成为阶级有限相通的立脚点。

北京医院大火的8小时静默期，恐怕是官方叙事的准备期，19日午间时长17分钟的信息发布会一开，即能明显察觉推进这一官方叙事早已是既定策略。29名遇难者值得一场官方程式的发布会，自然也值得启动29个专班。反观第三类叙事依旧跋涉在外围。

并不像18日晚间中产阶级哀悼的“媒体已死”，19日机构媒体似乎已经反映过来，推出了一批主要针对长峰医院民资背景的、资料整合报道。期间有财新最早呈现了火灾现场内部的现场图片，直到19日下午，机构媒体仍在努力占据更多信息点，但不足以构成自有的叙事。

所以到目前为止，依据“8小时信息空窗期+17分钟发布会”建立起来的官方火灾叙事，依旧没有受到媒体叙事的威胁，仍然屹立在信息流和舆论场。核心涉案人员被刑拘无法接触，29个专班对官方叙事的持续养护，成为机构媒体建立第三类叙事时难以逾越的挑战。

但在街谈巷议与官方叙事之间的开阔地带，蕴藏了太多不为人知的、以身涉险的罪恶独狼，甚至还存在着更大、更多的不确定矛盾。机构媒体的第三方叙事本可以成为恰当的减压出口，现在却时常淤塞，间接拉高了阶级分野，一旦硬着陆强碰撞，势能难以预料。

一种很大可能的结果是，长峰医院火灾官方叙事与街谈巷议并驾齐驱，主导者这场火灾的面貌描摹与历史记忆。中产阶级对这两种宽严相济的叙事一清二楚，但苦于同盟散入流云，恐怕要继续吞下叙事竞争中的败绩，整理失望与期待，等待下一场灾难带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