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记｜王老师的口述访谈录

这是2021年通过ZOOM对Wang Zheng老师所作口述访谈，最新发表于台大妇女研究室主编的《妇研纵横》第117期，特此转载。

(为啥要取这样的标题，为啥名字要用拼音，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此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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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出版的英文专著包括《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加州大学出版社，2017 年）和《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合编的英文译著、编著有《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作英译）、《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和《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中国妇女》。中文专著包括《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年）和《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并编著了若干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文集。此外，王政以中英文发表了多篇期刊论文。

王政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学术方式践行女权活动，推动中国女权学术与社会性别学的发展：1999 年合作发起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建设专案并担任顾问；2002 年首创三校合办的妇女学学位班（密歇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培训高校师资；2005-2019 年间在中国创办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2019 年被撤销），培养了一批从事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2021 年，王政教授从密歇根大学荣休；为纪念王教授荣休，访谈者陈雁教授以远端 ZOOM 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口述访谈。

有关王政教授的更多资讯与出版资讯，参见其个人主页：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采访者：陈雁
访谈时间：2021 年 3 月 10 日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

1968 年，我到崇明农场插队的时候才 16 岁，是那种上课时在课桌下读小说，不认真学习的小孩，从来没想过将来会做学者。到农场后，在哪本书里读到一句话，据说是马克思说的：“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就这样开始下决心要读书。

1971 年，我被农场选中去参加广州交易会，作为讲解员介绍上海郊区农村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天，我们展位来了一个白人，过来问了一个问题，我当然是一个字也听不懂。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华人走过来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他在问你：‘虹桥机场在哪里？’”这件事情让我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想，他是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他会说英文，但我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却不会，这不行，我也要学英语。当时的教育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要搞世界革命的，那作为青年怎么可以不懂外语呢？我就产生了要学英语的念头。回到农场后不久，正巧，为了准备尼克森访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英语广播教学了。我第一次向父母开口，要求给我买个半导体收音机，然后就开始自学英语，利用中午吃饭和午休的时间，拿个小凳子坐在床沿边跟着广播学习。那时住的是茅草棚子，听广播又没有耳机，全连队立马都知道了。学英语的王政在农场被大家当成了神经病和笑料，因为当时连大学都没开放呢，跟外国人有点啥关系都可以被打成里通外国，你学英文干嘛呀。可是我并没有放弃，自己认准了是对的事情我是不管旁人如何看的。

1977 年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我非常想上大学。可是文革开始时，我只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数理化都不行的，怎么去跟人家高中生拼啊？幸亏我学了这点英语啊！后来我能被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就是因为招生老师发现我的英文成绩不错，外语系就把我抢过去了。毕业后我就留校当了英文老师。没过多久，福布莱特基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办班，帮助培训教美国史的师资，我们系也有一个名额，我坚决争取去学习。培训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论文，题目自选，我就选择写美国职业妇女。经过这个培训班，我对美国历史产生了兴趣，觉得美国发展真快，我想要了解美国怎么能在 200 多年间就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国家，我要去好好地读一读美国历史，把人家这个 200 年怎么变富强的诀窍学到手，学会了回来把中国也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就是怀著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决定去读美国史。

去美国前，当时担任美国史学会会长的刘绪贻教授通过进修班的一位同学听说我在研究美国妇女，就向我约稿，写美国妇女运动史──他正在主持编写一套美国史的丛书。为了这本书，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向历史系提出要学美国妇女史，了解美国妇女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1985 年，我到美国学历史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在用gender、race、class 三个最基本的分析范畴来书写历史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对象都与中国史完全不同，激发了我极大的学习兴趣。读硕士期间，我完成了刘绪贻教授的约稿，就是我后来出版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1。

社会进步需要有良知的人们投身社会运动

因为在美国学美国妇女史，所以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小女权（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有种优越感，中国当时同工同酬、产假等都比美国领先，所以我就特别同情美国妇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她们知道我是从社会主义中国来的，也想听我讲。当时从我这个城市妇女的个人经历来说，招工、招生、就业等确实没有受过什么性别歧视，到哪儿都是被培养提拔的对象。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社会主义中国的，讲我们中国妇女怎么怎么平等，但后来美国妇女史读得多了，跟她们接触多了，我才醒悟到不该那么自满的。让我反省的这个契机，我后来写在一篇叫〈心智的选择〉的文章中 2。

我们系的美国同学爱听我在中国的经历。我跟几个女同学讲，有一次挤公共汽车啊，小偷偷了我的钱包，我就盯着他，叫他把我的皮夹子交出来呀，小偷害怕了，就把皮夹子丢出来了。美国同学听了说：“你好勇敢啊。”过一阵聊天我又讲到挤公共汽车的事了，告诉她们说也有烦恼的时候，就是经常会碰到那种下流的男人啊，在你身上摸来摸去的，那时候你就逃啊。美国同学一听马上眼睛睁大了，问我：“为什么上次对付那个小偷你那么勇敢，面对性骚扰你就要逃呢？”当时我还从没听说过“性骚扰”，就只好说：“我觉得那种事情很羞耻。”美国同学追问我：“为什么你会感到羞耻啊？”这让当时还完全没有社会性别觉悟的我，开始懵懵懂懂地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了──原来我们的妇女解放还有很多没涉及到的问题、没涉及到的领域，对这些我们都还不觉悟。

这时候，我开始觉得我自己有很多东西需要认真去学习、去反思了。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解放的、是先进的，可这时才发现自己连“性骚扰”都不知道，还要逃避，还觉得这种逃避、这种羞耻感是正常的，那说明我这个“已经解放了的中国妇女”的思维是很有问题的，其实是没有摆脱男权文化观念的掌控，无意识中深藏的“贞操”观念还在左右着我，我需要抛开居高临下的心态，去认真了解美国女权主义。因为这一件小事情我开始反思，看问题、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了，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用女权主义的分析概念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学习美国妇女史，是自我升华的过程，也是改变思维方式的过程。

当然，最初学习美国经验、学习美国为什么变得富强的那个梦也就被抛弃了。我在学习美国工人运动史、美国社会运动史、美国文化史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教育，各门课的老师都在解构主流历史叙述，让学生们看到美国走过血淋淋的扩张之路，欧洲殖民者怎么占领美洲大陆的。女权主义、妇女史以及社会运动历史等课教我们怎么把被遮蔽的历史，把那些被边缘化群体的经历书写出来。从美国史到妇女史的学习，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改造，学到了分析的方法，批判性观察事物的角度。一年的美国史学习就把我转变了，我看到美国发达的历史是掠夺印第安人的历史，是抢夺土著土地的历史，是把非洲人抓过来做奴隶的历史。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其残酷的。我到美国学习的 1980 年代，奴隶制早已废掉，猎杀印第安人、拐卖非洲人做奴隶这些血腥的历史早已绝迹，但为什么美国大学还在讲这个呢？为啥教授们还在揭伤疤呢？美国的历史学者让我们看到，在每一代美国人中间都有一批有良知的人，是他们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学美国史让我看到了，到 20 世纪70、80 年代，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法律来规范、纠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流弊，来追求社会的公正平等，但这一切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自然规律，而是由每一代的人在具体的抗争中努力出来的。从废奴运动、女权运动到民权运动，还有工人运动，每一项进步的法律、公共政策都是由这些有良知的人在推动，不断地挑战许多荒蛮的作法，才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没有停留在早期弱肉强食的状态。看清了美国历史上每一个进步都是由社会运动推动的，我就开始对社会运动感兴趣了。对有良知的人投入社会运动，让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有人道精神，边缘群体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被纳入法律和体制实践，对这些历史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我的着眼点也不再是如何让中国变得富强，而是希望做一个有良知的人，通过行动来推进社会的发展，来抗衡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权势集团对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剥夺。我立志要做有良知的独立知识分子。所以说美国史的学习给我打下了作为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学者的坚实基础。

“五四”女权激励我前行

硕士毕业后，我就想转向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因为与硕果累累的美国妇女史相比，中国妇女史在美国学界则是刚刚起步。我刚进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的时候，我们系只有两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当我学完美国史，正要申请读博士的时候，好消息突然来了，曼素恩（Susan Mann）调到我们学校来了，她是在美国做中国妇女史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一名女权主义学者，她的使命很明确，是要来培养做中国妇女史的年轻学者，我真的很幸运。开始的时候，我博士论文想写中美妇女运动的比较。美国、欧洲的妇女史可以写得非常深入，因为普通人家里阁楼上可能珍藏着祖母、曾祖母的日记、情书等很多非常私密的东西，许多后人捐到图书馆档案馆让研究者使用。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也可以这样来研究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女权历史。

我回到上海后就去问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你们有没有收集妇女的日记、书信啊？”结果人家以为我有毛病了。人家说：“我们这里要收集日记的话，那就得是孙中山的、鲁迅的日记。”我这才恍然大悟，中国的主流史料征集机构是不去关注女人尤其是普通女人的历史资料的。

我想也许通过口述访谈来搜集历史资料更为现实，于是便开始寻访老人。幸亏我有个朋友，她哥是文史馆的，一听我要找老人就乐了，说我们这儿啥都没有，就是老人多。我太高兴了，后来我的访谈对象基本上都是从文史馆里找到的。我采访了这些老太太后非常感动，因为在访谈这些老太太之前，我对她们那一代人是毫无知识的。访谈后我非常震惊：原来我们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些了不起的女性啊！她们的实践努力，就像陆礼华说的是“新女性”的努力，她们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明确：我们是“新女性”，就是要冲破一切障碍，来建造一个新的中国、新的文化。她们做的事情，也让我非常感动，陆礼华办两江体专时才 22 岁，她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整支球队都穿运动服，她让队员们穿翻领短袖衫、穿短裤，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啊。为此，陆礼华受到了很多攻击和委屈，小报讽刺她让女子“袒胸露臂露大腿”有伤风化。听了她的叙述，我就想多亏了她的努力，不然我们到现在还要穿着长袖、长裤、长袍去打球游泳呢。

我们今天享受的每一个方面的进步，都是由前人勇敢地闯出来的。还比如我访谈的女律师朱素萼，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就是要争取女权，不然哪有男人主动给你女人权利的啊？”一位 93 岁的老太太对着我讲这种话，太让我震撼了，当时我还不敢称自己是女权，只敢说我在做妇女研究。在完成这些访谈的过程中，我把一切包袱放下了，变成了一个无畏者：要是今天的我还害怕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就是对不起她们，就是加入了主流对她们的遮蔽；要对得起先辈，就必须不顾一切障碍，往前推进女权事业。有好多次我结束访谈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都是热泪盈眶，流着眼泪骑回家，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讲出来！在我写作之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故事，她们大部分是在城市的女权主义者，1949 年以后没有了社会运动的空间，所以除了她们的同辈很少有人知道她们。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要把她们的人生故事写出来，这是我一个历史学者的使命。

回到美国后，我去见曼素恩，跟她说了我在上海的研究，一方面我为自己的访谈收获很激动，但同时也很忐忑，因为它已经完全偏离了我最初的设计，我也完全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访谈材料做史学博士论文，没有这种先例。曼素恩说：“你先把口述访谈的文字稿用英文转录出来，给我来看看再说。”在我把稿子交给她之后没几天，她约我见面，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去见她时，在她办公室门前，她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访谈稿，满脸兴奋地说：“王政，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

“九五世妇会”催生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 3

这篇博士论文我半年就写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我儿子不到五岁，女儿不到三岁。我请姐姐来美国帮我看孩子，自己就没日没夜地写。我为什么要这么赶呢？因为这是 1995 年，我要赶回中国参加“九五世妇会”。我们的组织——海外中国妇女学会也报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论坛，要在夏天回北京去参会，我就必须在世妇会之前完成论文 4。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到美国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常常有一种使命感。1989 年中国留美学者史学会在洛杉矶开年会，鲍晓兰联络了一批中国女留学生组了一个专题讨论。我们一共七个人，都是做各类妇女研究的，在那次会上见面后就非常投缘，决定就不散了，这就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诞生。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在妇女研究方面做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不久，我们得知了第四次世妇会将在中国举行，非常兴奋。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是有历史感的，觉得这是我在中国推进女权的一个机会；我得赶上这班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在世妇会筹备期间，我们海外中华妇女学会集体努力出版了一些介绍女权主义的书。如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5 ，介绍当时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女权主义学术，我在那个文集中的文章，是介绍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在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领域。还有谭竞嫦和信春鹰主编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6，我们学会成员每人提供几个词条，我写了 gender （社会性别）和 feminism （女权／女性主义）。我要求写这两个词条是因为当时我正在修改《女性的崛起》书稿，对这两个概念在书里就有阐释。

在我完成于 1988 年的初稿里，我选择了“社会性别”作为 gender 的译词；在 1993 年的修改中，我根据中国妇女研究界的需求，在书稿中增加了对 gender 这个女权核心理论概念详细介绍的一节，所以写这个词条不需要另外去做研究。至于把 feminism翻译成女权／女性主义，是因为我们学会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对这个关键字的翻译有不同意见，所以作为折衷，也作为对中文两种译法并存的认知，就在词条中用了这么个合并词，目的是告诉读者，英文只有一个词。后来我对两个不同译词做过历史溯源的梳理 7。另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8 是我和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老师合作主编、学会成员集体参与的，所有人的报酬都很低，其实就是义务劳动。后来听学者们说这本译文集在学界的引用率很高，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介绍社会性别理论的跨学科的学术译作。

早在 1993 年，我们就跟天津师大有个合作的研讨班。当时全国各地的妇女研究者都希望从我们这儿了解国际上有什么成熟的理论、概念、成果，所以我们就成了媒介，我在那个班上简要地介绍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在天津办班的时候，许多与会者天天到我们房间一聊聊到三更半夜才散了，有一天当时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陶春芳也来参加，她问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解答不了现在的好多问题，你们看看西方女权主义有什么理论可以解决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我回国前还有些顾虑，怕给我们扣“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帽子。但到这个研讨班上，看到大家的热情，尤其是看到妇联干部都敢这么说，要学习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还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很重要，我就放心了。那本《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就是在天津班的激励下，我明确了以介绍女权核心理论概念为己任后，挑头做的集体专案。就这样我开始做培训、翻译研究论著，以及写作介绍社会性别理论，把精力时间全部投入其中。

那时来找我讲社会性别理论的高校非常多，我一直都在各地做普及版的讲座，我们办的短期的师资培训一般不到一周，全国各地的师资培训每次都要从 ABC 讲起，时间一长，这简单重复的工作我就受不了了。要推动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我们必须增加投入来培养一些青年学者，让她们能够在女权主义理论、女权的学术知识方面比较深入些，不能停留在 ABC 层次上。我就想选择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学者，给她们比较长时段的培训，让她们能够成为这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先是在中华女子学院做了三个寒暑假的首届妇女学学士学位班，后在复旦大学做了连续三个暑假的社会性别研究博士课程班，和其他一系列研究生培训班。

在把产生自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我常常被问到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在我眼里，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在接受西方的思潮，学习西方的各种人文社科理论，20 世纪的中国人一直经历著西方的思潮、文化概念的洗礼，中国文化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就是女权主义也早在 20 世纪初被引进，其理论和实践产生的社会文化变革成为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今天提本土化的时候要看所说的本土到底指的是什么、在什么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中提出的？今天中国学术界会有人去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与中国本土有关系吗？为什么一到女权主义理论，就要给它贴上“西方”的标签来排斥呢？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运作？折射的是何种焦虑呢？归根结底，社会性别理论是分析解剖社会性别以及多种等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利器。只要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存在一天，这套分析方法就是有效的、就不过期。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开拓性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加入性别维度

完成博士论文后，1996 年开始我就着手准备写第二本书。这原本应该是我的第一本书，是我一到美国就想写的书。我想写什么呢？ 85 年我到美国时出版市场还是由冷战话语笼罩，中国人的英文写作只要讲文革迫害，讲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可怕，就都能成为畅销书。但我觉得那种把社会主义时期描写成一片黑暗的写作是迎合美国主流的片面表述，我也可以讲讲自己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历，我最想写的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女人，比如我周围的邻居们。

博士学位拿到以后，只要回国有时间，我就去我家以前住的里弄，去采访我的老邻居们，准备写一部社会主义的社会史。我申请到的研究经费就是支持我回中国去做田野，来写社会主义的社会史。我开始做访谈，也去上海市档案馆查档案，那时妇联的档案从 1949 到 1966 的是可以查阅的，我都看过了，常常很感动。看到50 年代初期上海市妇联主席章蕴用漂亮的字体亲笔写给副市长刘晓提批评意见的信，我好敬佩这些早期的女共产党员，有学识、有才干、又勇敢。基于这些档案研究和访谈 50 年代的妇联干部，我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妇联系统的论文，在学界首先用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socialist statefeminism）这个词来界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为了妇女利益不懈努力的女共产党员们。如果你今天在谷歌上搜索socialist state feminism，跳出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 2005 年发的英文论文，这个概念就算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我是在对里弄妇女们访谈的时候才发现了党内女权主义者的存在。我访谈我的老邻居时才听说了 1949 年后妇联干部在城市发展基层组织的经历，老邻居里也有叙述参加妇代会的经历。她们告诉我说：“妇联找我们开会，她们就说，姐妹们，我们要翻身，要争取男女平等。”我一听，这不是女权话语吗？通过访谈和看档案，我发现这帮子妇女干部真的好女权啊，所以就开始一篇一篇地写她们了。

但是书的写作还是拖了很长时间，受实践工作的影响推迟了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著述。但这也有好处，作为一名学者，我们有必要参加社会实践，只有参加了社会实践，才能看清楚周围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是极有帮助的，能够有效地帮助我去理解历史上各类人物处境和应对方式的复杂性。更主要的是，我研究妇联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从事的女权行动实践密切相关。对于做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来说，历史和当下是缠绕在一起的。我的档案研究、访谈和我的女权实践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后来那部英文专著《发现国家中的妇女》做了较扎实且独特的学术准备 9。

博士毕业后一直没找教职、一心在中国推进女权事业的我，在 2002年还是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任教。这是因为路斯基金会愿意支持我回中国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但这基金会只赞助在美国机构内的人，于是要获得这笔专案经费，我就不得不找个美国单位，进入美国的学术体制内。1994 年就已邀请过我的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恰在此时向我递出橄榄枝。在推动妇女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美国的女权主义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要去美国中心化，不能把美国妇女的经验普遍化、自我中心。妇女学系希望我去教中国妇女史，同时也通过我在中国推动学科发展专案，让美国教授和学生有机会参与了解中国。系领导主动提出我每年只要一半时间用于教课，另外一半的工作量允许我回中国继续我的实践活动。这种特殊的安排在美国高校真是极其难得，是我的幸运。于是我决定在密大任教，每年两边跑，继续在中国办师资培训班、召开国际研讨会等。

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从 1996 年开始做田野调查档案研究，直到 2016 年才完稿出版，拖了 20 年。拖 20 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 20 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许多事物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为什么要去开拓这个研究领域呢？社会主义是在19 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最早在欧洲产生，就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欧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非常关注女工的权益，她们把女工的力量带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中，工人阶级不是只有白人男人。我们熟知的国际劳动妇女节、8 小时工作制、产假等这些都是欧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率先提出来的。今天全球都在资本主义的笼罩之下，而有色人种妇女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又是遭受最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一个群体，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从 19 世纪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提出很多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我对那段历史就特别感兴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对人的深刻影响之批判是有力的，但他想像的无产阶级是白人男人，我们今天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概念中加入社会性别的维度、种族的维度。

我们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有必要来研究了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遗产，社会主义政党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在哪里？尤其是关注当年那些女权主义者们投身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革命运动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我在密大参加了一个全球女权主义的访谈专案，现在口述访谈已经做了一百位了 10，包括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各个地方的女权主义者的经历都不一样，但在千差万别之中又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最突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妇女投入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或革命时，基本上都会被男人利用，男人需要你的时候就欢迎你参加，但等他掌了权，就把你扔到一边去，不再关注平等的权利了，更不想和妇女分享权力，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故事。所以，我们女权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联盟合作，但是永远不能丧失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从属的地位，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婚姻家庭，都是如此，这就是我研究女权主义历史，研究她们的经验遗产，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依然有效，我们今天要提高警觉性，不要重蹈覆辙。

结语

“重新发明车轮毫无必要，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会有效更多。”这句话来自历史学者 Susan Groag Bell和 Karen Offen 为一本史料集所写的序言 11。她们两位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同事，1983 年，她们合编了两册史料集《妇女、家庭与自由》。在挖掘历史资料的时候，她们发现，原来今天在讨论探究的内容、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先辈们都讨论过了，因此非常感慨，写下了这句话。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对此也很认同。对历史了解越多，感慨就越多。我们需要学习中外女权运动的历史，看看前人已经做了什么，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对女权主义前辈做过的事情产生一些兴趣，这样可以让我们今天的行动更有效，而不是从零开始。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都无法借鉴。

更重要的是，了解历史可以使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前人做过的事情越了解，自己就越不会自大，因为知道了有很多杰出的女权先辈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今天做的跟前人相比没什么可以自大的。除此之外，历史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享受的一切平等权利，每一个方面的进步，都是前辈的女权主义者作出无数的艰辛努力才获得的，这些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有权势的男人恩赐的。这种了解能让我们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我来说，只有以自己毕生的女权行动来延续前辈开创的女权历史，才能表达我对前辈的感恩。

访谈后记（陈雁）

这篇访谈是我跟王政老师通过ZOOM 线上完成的，因为疫情我俩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那天线上一口气聊了三个多小时，尚意犹未尽。访谈结束时，我好像才突然意识到跟随王老师干女权事业，居然一晃已经二十年了！

跟王政老师相识于 2001 年夏天，那一年刚刚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我，误打误撞地参加了哈佛大学在复旦举办的社会性别研究暑期班，第一次听到“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有种醍醐灌顶、突然开窍的感觉，在这之后，我义无反顾地跳入了妇女史研究的这个“史坑”，开始离开自己熟悉的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不仅一门心思做妇女史研究，也在复旦历史学系教妇女史、教女权主义理论。

记得在暑期班的最后一日，有位高个子、浓眉大眼的女老师突然叫住我，跟我说：“2003 年是《女界钟》发表一百周年，《女界钟》当年是在上海出版的，复旦历史系有没有兴趣主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纪念和回顾百年中国女权历史？”叫住我的就是王政老师，她“潜伏”于暑期班在寻找合作伙伴呢。虽然那时的我从未听说过《女界钟》这本书，但被暑期班挑起来的性别研究的热情，被王老师的提议煽得更旺了，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口应承。正是王老师的这一提议，开启了接下来 20 年我跟随王老师学习，一起合作推进中国高校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建设的征程。

在王老师的指引下，我很快完成了《女界钟》的点校工作，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女界钟》。好事多磨，因为 SARS 爆发，原本应该于2003 年举办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延期到第二年。这场国际学术盛会让我、甚至让复旦历史学系大开眼界──原本以为妇女研究是十分小众的学术领域，结果这次会议却吸引了来自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四大洲、十个国家与地区的 1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有 64 篇论文在大会发表，还吸引了一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们来参会旁听。

在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女权主义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开的，正是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成功地搭建了历史的链接，把过去一百年间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置于全球女权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来展开讨论并重新评价。在这场学术会议上，除了学者们熟悉的发言、报告等环节，我们还引入了纪录片观摩、话剧演出、参与式讨论等形式，会议不仅是对过去一百年中国女权历史的回顾与纪念，更是成功地实践了用女权主义的理念组织开展学术活动、构建妇女与性别研究学术网络。这次大会的成果对于中国性别与妇女史研究的意义是持续的，大会发表的中文论文于 2004 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会上 8 篇论文在 2006 年作为Gender & History 杂志的专号在英国出版 。

从这开始，我与王政老师的合作就“没完没了”。2005 年，利用密西根大学校长访问复旦讨论两校合作的契机，我们成功地推动了在复旦成96立两校联合的社会性别研究所，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官方资金、没有人员编制的“三无”研究所，但以这个“三无”研究所为基地，我们折腾成功了一系列的创举：2006-2008 年间，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研究博士课程班在复旦举行──这个班的学员和助教如今已有知名的学者教授，也有省级妇联副主席；2009 年，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又在复旦举办，规模更超 2004 年的会议；“社会性别──学位论文写作中的有效范畴”研究生暑期研修班，先后在复旦举办了四年，我们没有收过研究生们一分钱的培训费，费尽心思组织国际化的培训师资，还送上奖学金和推荐信；“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译丛”先后出版了《社会性别与社会》、《男性研究》和《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一批美国名校的教授应邀来复旦历史学系讲授社会性别史研究相关的课程……王政老师的神奇之处在于她有永远消耗不尽的干劲和革命斗志，她非常有策略地推进这些工作，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找到经费来支持这些工作。这中间大概有 10 年，我的暑假都被这些工作占满，也曾觉得苦不堪言，但今日想来，最受益的就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啊！正如前面访谈中王老师所说的，学习的过程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过程是痛苦的，但学习之后，不仅能练就一副火眼金睛，还能实现个人的脱胎换骨。

曾经受益于王政老师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对于高校妇女与性别研究领域师资的培育，王老师始终倾注全力，所以每当有青年教师、研究生们求助于她的时候，她一定会慷慨提供帮助。作为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者，我们要解构的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与文化机制，我们要挖掘的是女性在历史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枯坐书斋死读书，不只要关注现实社会变动中的社会性别关系，让历史与现实产生对话；还应主动投身于社会改造的行动之中，让学术与实践互为影响。

70 后的我与 50 后的王政老师相比，让我自惭形秽的除了智识不及、学问不如外，革命干劲更是远远赶不上，为女权事业奋斗不息的使命感已经深刻地烙印在王政老师的生命中。这种使命感来自于她所研究的“五四”新女性们的激励，也汲取自社会主义女权前辈们。在中国女权主义代代相传的事业中，很庆幸有王政老师在 20年前拉我进入这个“史坑”，有王老师这样的前辈激励我前行。我也想说：继续坚持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延续一代代前辈们开创的奋斗历史，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1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 该文收录在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 1995 年，联合国在北京举办了世界妇女大会。

4 王政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于 1999 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Textual Histories。该书中译本《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电子版可在王政的个人网站下载。

5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6 谭竞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7 参见〈序言〉，收录于王政、高彦颐主编，《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8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9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10 密歇根大学的“全球女权主义专案”的所有访谈都有影音纪录和访谈文字稿，包括中国的十几位女权主义者的访谈，是女权主义比较研究非常珍贵的史料。请见：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

11 Susan Groag Bell and Karen M. Offen, eds., 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 The debate in documents (Vol. 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