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局拍案｜刘晓波与零八宪章：我没有敌人｜文字版

前两天我做了刘晓波和六四的节目，节目播出后有观众留言说：“王局，你要讲刘晓波一定得讲《零八宪章》，不能光讲刘晓波和六四。”因为在六四的整个运动中，刘晓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人物。他早期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六四夜晚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而终其刘晓波的一生，他最重要的高光时刻无疑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过程。

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所以在做刘晓波和六四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要做一期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的故事。在我看来，《零八宪章》是六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反对运动。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可以看一下《零八宪章》的执笔人刘晓波、张伯笠，还有一些重要的签署人如贺卫方，甚至包括年龄更大的茅于轼、包遵信等人，他们的思想成熟期都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

那个蓬勃的时代，培养了一代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独立知识分子相对来说，大多数都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他们见证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屠杀，也见证了中国民主改革运动的挫败。因此，这批知识分子多数都有非常强烈的六四情节。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要因为六四而被阻断。于是，89年之后，这批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否从事民间反对运动，大多数心理上都期望通过民间反对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继续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最终实现制度变革。

最终，这一切形成了《零八宪章》。所以在未来书写中国历史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制度转型史的时候，《零八宪章》将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篇章。

有人经常问我，当年参加六四的人那么多，特别是像你这种非学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当年的“黑手”，现在很多人慢慢地都去干别的了：经商的、出国的，或者出国回来重新回到体制内的，在大学里当老师的，甚至进入政府部门的，各行各业的都有。那你为什么二十年仍然坚持在这个事上？在国内不能发表任何文章，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不能到任何单位去任职，只靠你自己写作？

刘晓波在八九六四之后，他实际上就被共产党抓了起来，关到了秦城监狱。当时刘晓波被定义为动乱的精英以及黑手，也就是说他是八九六四过程中间引导学生走向歧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界思想人物。因为他当时提出了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说中国要经过300年的殖民，才能实现民主和自由等等。

所以在八九六四之后，他一开始躲到了外交公寓，出来后就被抓了起来，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刘晓波一开始以为他会被判很长的刑期，但后来共产党找到他，希望他能写一份悔过书，然后就可以从轻处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刘晓波写下了这份悔过书，并在法庭上承认了悔过书的内容，还配合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声称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伤亡。

当时刘晓波的妥协是有特殊背景的。当局向他的父亲施加压力，他的父亲是军校教授，甚至在监狱里向他下跪，要求他忏悔、妥协。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种极端情况下的妥协，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在1990年的下半年，刘晓波就被释放出狱，应该说判得还是比较轻的。

但出狱后的刘晓波基本失去了工作，从过去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据刘晓波的好朋友徐友渔回忆，刘晓波的思想在八九六四之后，慢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这个人由过去非常激进的姿态，逐渐变得非常温和。不仅在思想上温和了，为人处事上也变得温和了。

早期的刘晓波非常狂妄，但后来在很多聚会中，他逐渐成为北京知识界聚会的一个核心人物。在这个核心中，他为人非常谦和，能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不仅能与体制外的人打交道，也能与体制内的人打交道。

徐友渔举了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刘晓波内心中的尖锐性并没有丧失。比如，在北京的饭局中，有一个人物叫蒯大富，文革期间的五大领袖之一，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后来他失宠被抓，改革开放后也热衷参与这些饭局，最终与刘晓波熟识。蒯大富在饭局时，总会拿出手机给大家看他当年与毛泽东、江青的合影，并津津乐道于他与那些国家领袖的交往，同时还流露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感恩之心。

刚开始大家觉得新鲜，但渐渐地，这种做法让大家心里不舒服。多数人不会说出来，但刘晓波非常不客气地对蒯大富说：“你这种做法吧，第一次大家觉得新鲜，第二次觉得别扭，第三次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可笑和可悲。你一直生活在文革的那个世界里，始终没有走出来。”

徐友渔认为，刘晓波的这种尖锐性虽然有所变化，但他对不合理现象的直言不讳仍然存在。刘晓波的性格变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不断地坐牢，从八九六四之后，他先后坐了四次牢。坐牢时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只能独自面对思考。第二个原因是阅读，在坐牢的过程中，他反复读书，这对他的思想进化或升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刘晓波在1991年出狱后，他仍然在北京活动，后来认识了他的妻子刘霞。他在秦城监狱期间与第一任妻子陶力离了婚。出狱后，他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写政治评论，另一方面搞签名活动。

比如在1995年，他搞了一个签名活动，写公开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成立反腐败专门委员会，推动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当时有十几个人与他一起签名，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但并没有采取行动。不久，他又写了一份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提出要搞新闻出版法、结社法、成立宪法法院等。这触及了中共的底线，因为当时对六四的评价是高压的，不能提平反六四，也不能提积极因素。

刘晓波的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触犯了两大禁忌：一是六四完全不能提及，二是新闻出版、结社自由和宪法法院等内容直接动了共产党的根子。所以在那一年，他第二次被抓了起来。这次没有判刑，而是监视居住。这次监视居住一监视就是一年多，从1995年一直到1996年。

1996年，他刚出来没几天又被抓了进去。这次是因为他与一帮知识分子搞了一个双十协定，呼吁中共与台湾国民党进行谈判，抛弃历史恩怨，促进民族统一。双十协定提到的内容，如人民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军队国家化等，在当时的中共看来是非常敏感的。

双十协定的内容被认为是“历史的先声”，因为共产党早期在国统区里有一份报纸叫《新华日报》，其中刊登的文章鼓吹民主自由、军队国家化、政党选举等。这些文章在当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让人感觉共产党是一个鼓吹民主的政党。

然而，共产党执政后，这些言论成为了禁忌。刘晓波的双十协定被认为是用共产党早期的言论打脸现在的共产党，结果他被劳教三年，关在辽宁大连。

在1997年和1998年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在人权问题上有很大争议。美国希望中国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并让他们到美国去。中共实际上妥协了，放走了王丹、王军涛、魏京生等人。刘晓波也被提议可以保外就医去美国，但他拒绝了，认为自己三年劳教期已过了一半，还能挺过去。最终，他选择留在中国，继续他的反对运动。

从1999年出狱到2008年这9年间，刘晓波没有被再次抓捕，但他的生活频繁受到共产党的监控。这种监控从他1990年释放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共产党对刘晓波的监控级别确实非常高。他家门口有岗楼，对面的楼里也有专门监视他的人。在敏感日期，有时干脆不让他出门，他一旦出门就会有警察跟踪。

刘晓波自己在采访中也提到过许多类似的例子。有一次他与妻子去东边和王朔吃饭，等了很久打不到车，只好坐公交车。警察的车一路跟随，甚至还用小摩托提前到达每个公交站。这种监视使刘晓波的生活充满戏剧性。

刘晓波在生活中不断受到监视，但他依然从事着他的民间反对运动。他通过不停地给中共当局写公开信、呼吁书，并组织签名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零八宪章》。他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表明反对势力的存在，并不断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零八宪章》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表达。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书写中，尤其是中国制度转型史中，《零八宪章》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篇章。刘晓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但他坚信自己的信念，坚持批评独裁制度，为六四的公正评价，为那些亡灵讨回历史公道。

刘晓波最终在2009年被审判，他的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蜕变。尽管他在早年是一个激进的思想家，但经历了20年的思想进化，他逐渐走向了“我没有敌人”的境界。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成为了他反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标签。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一定是内生性的，而这种内生性的变化过程中需要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领袖。刘晓波无疑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中最接近这一形象的人物。虽然他与曼德拉、甘地相比仍有差距，但他是中国这30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反对运动领袖。

刘晓波在2017年因肝癌去世，他的去世标志着中国政治反对运动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中共对反对势力的打压也越来越有经验，通过将反对派人士赶出国门，或者长期关押，使他们与社会脱节，反对运动难以成气候。然而，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未来，民主宪政的理想终将实现，而刘晓波等人的牺牲也将得到后世的尊重与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