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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如今打開微博,每天都是各種明星八卦以及各種雞毛蒜皮的新聞。
每天熱搜無數,但轉瞬即逝。

什麼女童性侵案反轉,什麼李玟老公爭遺產,後台很多讀者朋友讓我寫,但是我拒絕了。
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我更想留下一些有意義的文字。
因為在我心裡,有兩位老人與愛滋病的故事,更值得被14億中國人銘記。
她們的名字叫:高耀潔、王淑平。
你們可能很陌生,但是我想告訴你,她們曾經拯救過幾百萬中國人的性命。
但是中國主流媒體一直避諱莫深。
現在是時候讓你們知道她們的故事了。
這也是兩個關於吹哨人的故事。
結局和李文亮醫生一樣。
2019年年底,電影《吹哨人》上映。
沒有想到,有生之年竟然可以在國內看到這樣一部片子,雖然因為敏感已被刪減不成樣子。
但是真實世界裡吹哨人的遭遇可比電影裡驚心動魄得多。
故事的最後——
她被開除公職,離婚、眾叛親離、逃亡,流浪海外,最後客死異鄉。
那些打擊報復她的人現在卻高高在上,兒孫滿堂。
你看,這世間故事多魔幻:
心黑手辣者得享天年,普渡眾生者客死異鄉。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
她們的故事拍成電影該有多炸裂?
01
這是一個關於愛滋病和兩位老人的故事。
在遙遠的太平洋東岸,一位年逾九十的中國老太太在紐約曼哈頓上城哈萊姆區住了近十年,那裡被稱為“全美最貧窮和犯罪最嚴重的區域”。
她蝸居在一間不起眼的簡陋公寓裡,雙耳失聰,房頂時不時傳來滴水聲……
她常常坐在潮濕的屋子裡,目光如炬。

老人裹著“中國特色”的小腳,常年躲在屋子裡伏案寫作,飲食寒酸,偶爾會坐著輪椅出來曬曬太陽。
周圍人並不知道她的來歷,只是覺得這個亞裔面孔的老人有些奇怪。
她看起來很孤獨,沒有什麼親戚朋友;但同時又顯得熱鬧,來拜訪的留學生或者學者絡繹不絕。
她叫高耀潔。
這個名字曾出現在2003年“感動中國人物”的頒獎台上;

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座上賓;

以及2009年8月從廣州飛往美國的飛機上……
02
時間回到30年前。
那一個時代,風雲動盪,浮現出一個魔幻的中國。
但更魔幻的事情發生在河南,那裡曾經上演震驚世界的血漿經濟。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上世紀80年代末,保健品市場開始在中國快速發展,血液作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大量收購,市場需求急劇擴大,“血漿經濟”遵從利益邏輯突飛猛進。
當時的河南省當地政府提出“要想脫貧致富,趕緊走賣血路。”
由於地方政府的支持與血販的鼓勵,血漿經濟很快形成產業,官方也提出“想要奔小康,趕緊賣血漿”、“不賣血就是不愛國”的宣傳語。
老人的兒子死於愛滋病(賣血感染)
孫子也是病毒攜帶者(母嬰感染)
上世紀90年代初前後,河南農民身體內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廠”廉價的生產原料。
血站在那時是河南省各地市的另類的工廠,民營的、私有的、合法的,地下的另類工廠更是遍布城鄉,無一計數。
血,就是錢。
有人瘋狂賣血,一周之內連續數十次抽血,體內的血液幾乎被抽乾死掉。
有人不去打工,每天靠著賣血的錢活命,甚至叫上年僅7歲的孩子一起。
但是要命的是,賣血的人中有的是愛滋病患者,有的是乙肝丙肝患者。
——血禍中原。
03
一個叫王淑平的女人出現了。
她是第一位揭露河南愛滋病禍血案的英雄。
1991年,王淑平開始在區衛生局下屬的血站工作。
不久後,她發現當時在河南盛極一時的“賣血經濟”中一個可怕的安全漏洞——
愛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攜帶者賣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後又通過不同渠道傳染給健康的獻血者和數以萬計無辜的健康民眾。

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王淑平建議血站要對所有獻血員進行HIV檢測,所有的血站都應該停止採血,並且連夜把提議彙報給省衛生廳——
但是被擱置了,沒有人知道原因。
1993年春天的豫東平原上,河南太康縣一位從昆明來的獻血員的HIV病毒很快傳染了10多個人。
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暗中标好了價碼。
每天都有人感染,每天都有人賣血……血站還在繼續開,私人的,軍分區的、紅十字的,還都在營業。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全區每天至少會有1000人感染。
沒有辦法,為了解決燃眉之急,1994年底王淑平自費創辦了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
她在周口地區的獻血員中提取了404份血樣,而後發現了驚人的HIV陽性感染數字,她擔心結果不準確,接連用了幾種不同的試劑,但結果讓人大吃一驚。
“我趕緊把這個結果報告給了當時的地區衛生局長,局長說,你們給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淑平說,那位局長剛上任不久。
王淑平向周口地區衛生局遞交的報告
半個月後,她又一次去找局長彙報,但是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我知道,他們想把這個事情壓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
王淑平說到做到,1995年底,她帶著62份HIV陽性血樣獨自去了北京,找到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想在這裡做權威的鑒定。
一份血樣檢測要700塊,62份全做下來需要4萬多,這對於自己掏路費跑到北京求結果的王淑平來說是天文數字,不是心疼錢,是真的沒錢了。
當初停了自己的薪水,把錢都花在了採樣和初篩上了啊。
她當場就哭了,蹲在醫院大廳裡嚎啕大哭,她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那麼多無辜的可憐人該怎麼辦。
幸許是老天垂憐。
中國流行病學首席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碰巧看到了她,王淑平把事情經過給曾毅講述了一遍。
“曾院士一聽,非常緊張,他說不要你這個錢,先做15份吧。”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鑒定結果很快出來了:15份血樣中有13份被確定為HIV陽性,2份為疑似。
後來的故事你知道了——
1996年3月,全國開始取締以採血漿盈利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從這年的3月14日夜開始刮起的血站取締風暴,後來被稱為“3.14案件”。
是的,她立功了,她是英雄。
可是,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度,說真話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1996年, 一個領導問她,能否把她報告上的數字改動一下,她說這不能改,要改領導自己改。這位領導又問她,為什麼別人沒有發現愛滋病疫情,為什麼她發現了?王淑平說,現在不是討論誰發現問題的時候,而是要趕緊去關閉血站。
王淑平從北京回到周口後不久,一個退休的衛生局長悄悄對她說:“你別在這兒乾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煩。”
王淑平不聽,她說問心無愧。
王淑平接連碰到了多人前來中心找碴,反反覆覆被追問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樣?都做了什麼檢測?隨後,從1996年初開始直到1997年王淑平工資被停發了。
“吹哨”是件危險的事,因為會觸動某些暗黑利益,所以王淑平必定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她當時的丈夫在衛生部工作,因為妻子“吹哨”揭露“血禍”,在機關也受到排擠,最後兩人離婚。
1996年11月,河南省召開愛滋病預防大會,王淑平在會上與一位正在講話的領導發生衝突。10多天後,這位領導到周口檢查工作,專門到了臨床檢驗中心,對幾位正在工作的醫護人員說:“你們都不要乾了,這兒不合格。”隨即,臨床檢驗中心被關閉,王淑平被去掉職務,隨其他人員合併到周口地區衛生防疫站。
1996年12月,衛生部有一個獎項準備頒給對愛滋病工作有功之人,曾毅提名了王淑平,但河南省卻沒有上報她的名字。
在中心被關閉之後,王淑平給衛生部寫過三四次報告,彙報她和同事的處境,但不僅沒有用而且彙報一次處境就惡化一次。
2001年,她最後選擇了離開祖國,遺憾的是沒幫同事討回停掉的工資。
她在那裡的英文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陽光。
那一年,華中地區面臨愛滋病危機獲得承認,至少50萬人在血站賣血後感染愛滋病毒,其中河南是愛滋病毒疫情最嚴重的一個省。
“我遇到了巨大的麻煩,涉及到權力金錢和無錢無勢者的衝突。我決定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愛滋病毒的無辜的人站出來。”她曾經這麼回憶自己的初衷。

2001年8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公開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愛滋病疫情。
此前一天,那位首次報導了文樓村疫情的記者接到了不被省內所有媒體任用的通知。
很多年後王淑平回憶說,她不孤獨,有人和她一樣拿命去吹哨。
值了。
04
一個是第一位揭露河南愛滋病禍血案的英雄,一個是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
但在那段歷史中,高耀潔的人生始終沒有和王淑平交匯,而命運卻是殊途同歸。
高耀潔是文革前的大學生,195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
到90年代退休時,她已經是享譽整個河南省的婦科專家,還曾經多次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當時60多歲的高耀潔,兒女雙全,名利雙收,本可享有富足安穩的晚年,緩步邁向人生終點。
可是,一位女病患徹底改變了高耀潔的人生軌跡。
1996年,業已退休的高耀潔被請去某醫院會診時,遇到一位奄奄一息的農村婦女,HIV檢測結果呈陽性。
在那個年代,人們對愛滋病還沒有特別清晰的認識,只是有個模糊的概念——亂搞男女關係和吸毒,都有可能染上愛滋病。
病人的丈夫告訴她,妻子自己不可能有問題,以前做過一次子宮肌瘤手術,曾經輸過血。
難道是血才讓她染上愛滋?
高耀潔被震驚了,因為這意味著,醫院的血庫已被污染,受害人絕不止一個!
她開始調查,揭開震驚中國乃至世界的“血禍”:河南省等地方政府在1990年代推行的“血漿經濟”,導致愛滋病疫情的大規模蔓延。
這也是國內首次發現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例。此後,高耀潔拖著年邁的身體多次前往河南農村做田野調查,在不斷的調查取證中,她幾乎已經可以肯定,就是“血”的問題!

2003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前往河南文樓村探望愛滋病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緊緊拉住愛滋病患者張老太的手
結束文樓之行後,吳儀在鄭州與高耀潔醫生閉門暢談3個小時,吳儀問她:“有人告訴我,中國愛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
高耀潔憤怒地說:“在這裡,血液傳播才更普遍!”
2004年,為了證明血禍不僅僅是河南獨有,也不僅存在於中原地區,而是全國範圍內的普遍現象,高耀潔和15個志願者一起,踏上了秘密調查南方5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愛滋病疫情的征程。
一個多月之後,風塵僕僕的高耀潔帶著滿滿一個旅行袋的材料回到家裡。
老伴郭明久看到她終於回來了,埋怨著說:“你快把我嚇死了,這幾天有不少人找你,我都說你去旅遊去了……快把你的寶貝材料藏起來吧。”
他不停地對高耀潔囉嗦,回憶文革被整的往事,由於擔心再來抄家,他把高耀潔的材料藏在陽台的廢物堆裡。
第二天,高耀潔外出去山東,過了兩天回來之後,卻看到老伴滿面愁容,含著眼淚對她說:“你南下的調查資料全被我燒了。這些材料會惹大事。我們全家沒法生存啦,我實在怕,你別怪我。”
高耀潔聽後躺在床上大哭一場。
她的調查越來越困難,在某些愛滋病村裡,如果誰能舉報高耀潔來了,甚至還會得到500元獎勵。
她曾一度被官方樹為典型,被中國教育部評為“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入選“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當選中國中央電視台評選的“感動中國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
但隨著她鍥而不捨揭發這場蔓延中原的“人禍”背後的重重黑幕,高耀潔逐步成為中國官方的重點監控與打擊對象,人身自由被控制,電話被監聽,出門有警察跟哨。
2009年8月,高耀潔以82歲高齡開始異鄉流亡。
“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我是無奈才跑到美國來,當時情況很危急,他們把我搞愛滋病政治化了,我怕他們抓我。”高耀潔回憶十年前驚心動魄的逃亡,“假牙沒帶,中飯都沒吃,只帶著裝著愛滋病調查資料的硬碟”。
“我一輩子經歷三次逃亡,11歲逃日本,18歲逃內戰,82歲又逃到美國。”
從此高耀潔眾叛親離,老伴早已辭世,兒女拒絕認她,親人不理解,把她視作“國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
她曾收到女兒的來信:“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你將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
沒有人知道,老人這雙飽含滄桑的眼睛,曾見證過幾十年前發生在中國河南的那場“中原血禍”;而她那雙並不利索的三寸金蓮,曾踏遍祖國山河大地,為一群罹患愛滋病的底層貧民奔走呼號。
那是一個孤獨的守夜人啊。
那些爬行在刀尖上的吹哨人啊。
有誰記住了她?
是的,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國家,正在一點一點變好。
但是你要知道,那些“好”是怎麼來的?
是許許多多個像王淑平高耀潔一樣的人,他們付出了你難以想像的代價。
他們黯然離去,甚至你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一直相信,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度,說真話的代價都會如此之大。
一束光照進鐵塔,鐵塔裡的骯髒齷齪被顯現,這束光便有了罪。
我們的長輩都說槍打出頭鳥,是的,王淑平高耀潔她們就是一隻出頭鳥,最後她的下場很慘,夫離子散,一生流亡。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覺得自己很聰明,會來事,懂得明哲保身,習慣做沉默的大多數,並且沾沾自喜。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有些鳥來到世間,是為了做它覺得對的事,而不是專門躲在黑暗的角落避開子彈的。
高耀潔現在蜷縮在紐約曼哈頓上城哈萊姆區的破舊公寓裡,望著大洋彼岸的祖國,白髮蒼蒼,目光如炬。
“我這一輩子就是在逃亡啊。人回不去,骨灰也要回去。”
那是高耀潔最後的宿願。
一聲長嘆——
故事回到最初。
王淑平逝於公元2019年9月21日,在美國一個遙遠的地方,沒有人知道她來過。
她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沒有考慮自己的命運。”
文章寫到最後,眼淚忍不住砸下來。
為什麼好人就是沒有好報?
我徹夜寫下這篇文章,無他,只願世人:
——記住她。
那個永不消逝的吹哨人。
這一次,請讓我們為英雄點亮在看。
謝謝你,為中國底層百姓拼過命!
參考資料:
《我的防艾路》,高耀潔
《河南發現愛滋病十年報導》,南方都市報
《高耀潔:在火山口上吶喊》,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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