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嘿王王菊拍拍案又更新了。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中国核弹的发射密码是什么。核弹密码就是五百三零六一五，这个信息来自于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我桌子上的秘密文件。
小姐您没事吧？给领导担心坏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接出来？没办法小姐，这事现在弄得挺大了，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劲花了不少钱。我下个月不问家里要生活费了不就行了。
其实我也知道这没几个钱，但是网上说我们又给澳大利亚贷款，又从澳大利亚买苹果的。真的您觉得这些事好说不好听吗？领导也是生了很大的气，让您回去面壁思过。
其实昨天在里面我也反思了，悟出来了一个大道理。
太好了小姐，你说说你悟出来啥了？
在国外喝酒开车好像他妈的犯法。嘿嘿嘿，我聪明吧。
杨澜的案件今天早上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庭开庭审理，各路记者扛着长枪短炮挤满了旁听席等候杨兰兰的到来。然而媒体记者们等来的却并非杨澜澜本尊，杨澜澜选择以远程视频方式出庭。根据庭审现场流出来的消息，杨兰兰当天既不露面，也没有当庭认罪或不认罪，只表示自己尚未准备好表态。
整个庭审时间只有几分钟。当然，一般这样的案子在澳洲首场庭审都很快。法官宣布延期审理，下次开庭定在9月26日。
就这样，媒体苦苦守候的豪车醉驾案首场庭审草草收场，所有人最关心的杨澜澜背景之谜依旧悬而未决，而国内依然全网封杀讨论杨澜澜的声音。
杨兰兰的故事不是孤立存在的，她不过是中共权贵后代在海外隐秘生活的冰山一角。这些年来，来自中南海高层家族的财富和子女正源源不断地投向海外。从香港中环的家族信托，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再到悉尼、温哥华、纽约的学区豪宅，一代又一代中共高官的后代，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摇身一变，换上一副合法的外国身份，带着庞大家族资产悄然撤离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最高层的权贵家族们在国内外两头悄然布局，搭建出庞大的海外红色继承体系。
大家好，我是张苟剩。今天我就带大家顺着这些线索，一起看看红二代的海外人生是如何一步步上演的。
时间回到1948年夏末，地点是哈尔滨的一个国际俱乐部大厅，酒宴上觥筹交错，气氛热烈，一场特殊的留学送行会正在举行。主角是即将赴苏联留学的二十一名青年，清一色的高级干部子弟。
事后，这批人有了一个代号——“四八百二十一”。送行宴的出席者非富即贵，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个个是中共建国前夕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拍着这些年轻人的肩膀，语重心长地下达了一道军令状：
去苏联留学，记住三条——不准谈恋爱，不许搞政治，只能老老实实学工科。为什么？因为祖国需要电气化，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建设国家的技术人才，而这些红色接班人被寄予厚望，肩负着学成报国的使命。
名单上的姓氏一个比一个显赫——叶剑英之女叶楚梅、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罗亦农之子罗西北，还有其中最显眼的一个超级关系户——周恩来的养子李鹏。
1949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时，特地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接见了这批学子，并亲笔为他们题词：“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据说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红二代奉为圭臬，称是正宗红色家训。
然而，历史总爱开玩笑。十多年后，中苏交恶，文革骤起，当年的留苏海归们一夜之间从国家栋梁变成了要被打倒的对象，“四八百二十一苏修特务案”横空出世，这二十来个无辜之人纷纷被打成苏联特务，有的被关进牛棚批斗，有的遭受隔离审查饱受折磨，苦日子就像路易十六一样看不到头。
这桩冤案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后才被平反昭雪。当年的小留学生们重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其中李鹏更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被直接提拔为电力工业部部长，从此一步登天。
可以说，1940年到1945年那批红色留学生的出国经历，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他们走出国门，不是为了给自己找退路，而是奉命镀金、学成归国，以备新中国之需。只可惜风云变幻，他们最终未能全部按计划报效，甚至险些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时间快进。经过文革那场浩劫，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一度近乎割裂，但很快，历史的车轮转入一个新方向。
19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后，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新考虑派遣子女赴西方留学的可能性。1974年暮春，在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下，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精心挑选出五名中小学生，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公派赴美学习的小留学生。
这五个人个个来头不小，其中年纪最小的是12岁的洪晃，年纪最长的是尚未满14岁的张启月。洪晃的母亲张含之当时是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后来再婚嫁给了外交部长乔冠华。而张启月的父亲张曙是中国资深外交官，曾任驻日本大使。还有几位小留学生也都有深厚的背景。
这一大胆试验，让红色子弟们从小接触世界、学习英语，为未来中国与西方打交道做准备。最初，洪晃等五个孩子被安排在纽约州格林尼治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可以想象，70年代中期，一群从文化大革命走出的中国少年走进美国资本主义的校园，产生的冲击有多大。
根据洪晃回忆，他们初到美国学校的时候，简直“三观炸裂”：老师和学生有说有笑，毫无中国式威严；上课可以席地而坐、嚼口香糖，散漫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开学典礼上，一个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男人抱着吉他、吹着口琴、自弹自唱，底下孩子们跟他一起唱K。后来她才知道，那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是美国民谣巨星鲍勃·迪伦。
两年多后，1977年初，这批小留学生结束了在美学习，回到国内继续完成中学学业。洪晃其后的人生更是精彩：改革开放后，她考入纽约州瓦萨学院攻读国际政治，25岁时已是某外企驻南京首席代表，年薪达七万美元。在80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足够在北京二环买两套一百平米的商品房。
而当年与洪晃一起赴美的张启月，则日后成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可以说，70年代这一小批开风气之先的红色二代留学生，身上体现了中共高层在文革结束后的微妙转向：让自己的子女亲身去西方看看、学点真本事，为中国融入世界铺路。当然，这些机会仍属于极少数顶级权贵家庭的子女，一般干部百姓还远没有这样的待遇。
进入80年代后，中国社会思潮日趋开放，一般干部也大量地把子女送出国。到了90年代，中共权贵子弟留学的地图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目的地从莫斯科换成了纽约、剑桥、硅谷，研修内容也从传统的电机、水利等工科老本行升级为金融、工程、计算机、商学院MBA等时代新宠。
培养下一代的逻辑，也从“学成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悄然变成“体面镀金、积累国际人脉，日后好继承家业”。那时候，几乎每个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家里都有子女辗转于欧美名校，这些红二代在海外的一举一动自然低调隐秘，但仍有迹可循。
我们不妨举几个典型例子：
江绵恒——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之子，1980年代中期赴美国留学，1991年拿到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乘着90年代电子工业大发展的东风，下海创办了上海红利半导体，还与台湾半导体教父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资。彼时坊间也戏称他为“中国IT业教父”。
朱云来——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本科虽然学的是气象学，但毕业后马上去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会计学硕士。回国后，他很快被时任中金高管的王岐山破格招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工作，2004年升任CEO，执掌中金10年，把这家券商打造成当时中国投行界的翘楚。
温云松——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他先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完工科本科之后，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攻读MBA。回国后，他先经营网络设备生意，不久转投投资界，创办了新天域资本，这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太子党基金”之一。
当然，大家或许最好奇习明泽的情况。作为习近平唯一的孩子，关于她的信息外界知之甚少。据媒体披露，习明泽2010年在哈佛大学读本科，但用的是化名，行事极为低调，身边只有极少数同学知晓她的真实身份。《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2015年的一篇报道写道，习明泽2014年以心理学专业毕业，在哈佛期间并未享受任何学业上的特殊照顾，顺利毕业。一些曾与她接触的同学甚至形容她“朴素、勤奋，几乎看不出是红色公主”。至于毕业后她去了哪里、做什么工作，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消息流出。
表面看，红二代们留学海外的经历和普通留学生并无两样——考托福、申名校、拿好成绩、拿文凭，一步步循规蹈矩走下来。然而，真正的分水岭，往往出现在毕业后的求职阶段。普通海归回国，迎接他们的可能是石沉大海的简历和一次次碰壁的失落，而红二代们的履历上，却似乎自带一条直通华尔街和跨国名企的隐形快车道。
我们再搬出温家宝一家。温家有一子一女——儿子温云松、女儿温如春。两人都在美国完成了硕士学位，顶着长春藤名校的光环，接下来的职业发展则顺风顺水，超出常人想象。
温如春从美国毕业后，先是在华尔街传奇投行雷曼兄弟工作。不巧赶上2008年次贷危机，雷曼破产，他短暂失业了一阵。但小小挫折完全难不倒他，不久便进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之后没多久，他就衣锦还乡，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名为FMK的咨询公司——我就把它翻译成“盆满钵满公司”。请记住这家名叫“盆满钵满”的公司，我们一会儿会说到。
宏观来看，很多红二代的轨迹如出一辙——名校镀金、华尔街实习、跨国机构就业、回国创办企业。每一步看似与常人无异，但每一步又都有隐形的助推之力。在这背后，早已有一条秘而不宣却高效无比的人才输送链在发挥作用。
顶尖西方学府乐于录取中共权贵子弟，一方面看重他们家世背景可能给学校和同窗带来的巨额捐赠或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从小就的确受到良好教育，各方面条件也拿得出手。跨国公司乐于给他们实习和工作机会，借此攀附中国权力顶层的人脉网络。从西方公司的角度看，这些年轻人简直就是一座座静候开采的金矿。这里头既有正常市场化人才选拔的逻辑，也夹杂着心照不宣的权钱交易。
“您好，您今天来面试是吧？哈佛毕业的，很不错。但是我看你这专业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先问你几个问题：ETF的三个风险分别是哪三个？想不起来没关系，下一个。金融机构在ML方面需要重点监控哪些交易特征？抱歉，您连最基础的……”
“家父温家宝。”
“没关系，刚刚是我提的问题不对。鉴于您的综合考量，您非常符合我们的招聘标准，您也不需要后面几轮多余的面试了，明天来上班吧。一千万可以？不行？好嘞，还挺便宜的，明天让人打到你们公司账上。”
——这样的荒诞桥段，在现实中或许并不稀奇。
2013年前后，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一份调查，揭开了冰山一角。当时，美国证监会在亚洲金融业挖出一个轰动一时的丑闻——那就是摩根大通“子女计划”。调查人员获取的内部邮件中，有高管在合规问卷上直白写道：录用某位“关系候选人”，将巩固我们与该客户的关系，并巩固我们募资逾五亿美元IPO项目的顾问地位。
媒体披露的具体个案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国商务部高层之子高爵。即便他被面试官评为“见过最差的分析师候选人之一”，他依然被录用了。据报道，他爹高虎城在儿子面临被裁时表示，愿为银行“多做些事情”。在华尔街这些精明的大鳄眼里，雇佣这样的关系户物有所值，因为日后这家投行极可能因此拿下一桩数亿美元的大生意——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国证监会后来查明，从2006年到2013年，摩根大通在亚太通过所谓“子女计划”录用了约200名关系雇员，其中近100名来自中国，二十多家央企、国企及政府官员的推荐。除高爵之外，媒体披露的具体人名还包括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以及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之女张熙熙。
东窗事发后，美国监管机构对此开展了深入调查。最终，面对铁证如山，摩根大通只得认栽，与美方达成和解，支付总计2.64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以免遭起诉。这起案例为华尔街敲响了警钟。有人调侃，摩根大通只是运气不好，第一个被逮个正着，实际上这些破事，各家投行没少干，只不过这回撞枪口上了。
更具创造力的是一些隐秘、曲线输送利益的操作。美国证监会调查还发现，2006年至2008年间，摩根大通通过一家红二代的空壳公司，向高官家庭输送利益——这家公司，正是前文提到的温如春在北京注册的“盆满钵满咨询公司”。
三年里，摩根大通每月向“盆满钵满公司”支付75万美元顾问费，总计约180万美元。这背后交换的，无非是温家在中国的人脉，为摩根大通打开若干项目大门。摩根内部甚至给这笔业务起了个非常朴实的绰号——“照顾政府高官家的小朋友”。
这还仅是冰山一角。据《纽约时报》报道，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为拉拢中国权贵子弟，早就形成了一股风气。这样的荒唐戏码，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写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报告，真叫人难以相信在现代金融体系下会如此盛行。
对于红二代本人而言，如此起点无疑是天赐良机。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选择回国发展，成为资本大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干脆留在海外，直接融入跨国资本网络，活跃于全球投资舞台。更有红二代利用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游戏规则，反过来为家族攫取国际财富服务。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堪称此中先行者之一。早在2005年，仅37岁的温云松就集结资源，在北京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权基金——新天域资本。这笔基金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境外。据报道，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SBI控股公司和新加坡淡马锡主权基金，是其主要出资方。外国投资者显然对温公子的背景与潜能心知肚明，其中新加坡方面的积极性最为突出。
有知情者透露，新加坡政府相关企业和基金，不仅投资了温云松的新天域，在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发起的基金中，也有出资。这把交织了权力与资本的双刃剑，也潜藏风险。一些见多识广的外国投资者私下议论所谓“头条风险”，担心万一哪天某桩涉及太子党基金的交易曝光上了全球媒体头条，自己的机构会陷入舆论漩涡。毕竟西方公司受本国法律监管，牵扯到行贿等行为可能吃官司、股价受挫，还得面对股东问责、名誉扫地。
2012年薄熙来案发时，这种担忧达到高潮。薄熙来的独子薄瓜瓜在海外奢华留学生活被曝光，引发西方社会对中国红二代群体的强烈关注和质疑。迫于压力，薄熙来当时还急忙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辩解，声称薄瓜瓜从英国哈罗公学到牛津，再到美国哈佛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只有两个来源：本人获得的奖学金，其母亲作为律师和作家的收入积蓄，并斥责关于薄瓜瓜在北京开法拉利豪车的传闻是“一派胡言”。
然而媒体显然并不买账，很快就从他的说法里找到了破绽。《英国每日电讯报》随即披露，薄瓜瓜在牛津大学时期有一段不光彩往事：由于沉迷社交、荒废学业，他一度被学院暂停学籍，差点退学。当时薄熙来动用中国驻英外交官出面，到牛津大学帮薄瓜瓜协调，把牛津这座古老学府搞得颇为尴尬。这与薄熙来描绘的“儿子全凭自己努力拿奖学金”判若两人。
哈罗公学方面对媒体表示，他们的奖学金只是象征性减免学费约5%左右，从未提供过所谓全额奖学金。几条信息串起来，可以合理推断薄熙来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薄瓜瓜在英国中学和大学阶段的高额费用，不太可能完全靠奖学金。
结论出现在2013年。当年济南中院审理薄熙来案庭审记录披露了大连实德老板徐明的证言：徐明长期无偿替薄家支付海外开销，包括薄瓜瓜在国外的机票、住宿、信用卡账单等。记录列举了徐明替薄瓜瓜偿还的信用卡欠款明细——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仅三个月，徐明就为薄瓜瓜支付了3354万元人民币的信用卡欠款。
谷开来的书面证词也承认，徐明多年负担她和薄瓜瓜的旅行花销，甚至法国南部那栋别墅，也是徐明出资。而薄熙来对此心知肚明。
这些事件之后，一些谨慎的投资人开始悄悄降低对红色背景收益的预期。然而，金钱的诱惑依旧势不可挡。短暂的按兵不动之后，更多的国际资本依然前赴后继，涌向红二代相关的项目，赌上一把。毕竟，当这些项目承诺的回报高到一定程度时，很少有人能真正抗拒。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立的博裕资本，这家2010年成立的私募基金，在短短数年内就参股了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信达资产的改制，又赶上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的盛宴，分得一杯羹，为出资人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信达这样的国有金融“肥肉”，和阿里巴巴这种必然暴涨的万亿级独角兽的投资机会，平头百姓连想都不敢想，但博裕却仿佛探囊取物般拿下。
没人相信一个新基金没有深厚背景能如此快打入垄断行业圈子。正如路透社文章援引一位当时参与博裕资本投资人的说法：“我们投资他，不是因为他投资业绩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爷爷是谁。”——一句直白的话，戳破了窗户纸。
上面说的培养子女，只是红色家族海外布局的一部分。更直接的动机，是转移和保全庞大的家族财富。
中共高官深谙权力游戏的残酷无情——今天是炙手可热的一方诸侯，明天可能就锒铛入狱、家产被抄。看过我们上一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懂得，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通过“离岸金融泄密”项目披露，至少有五位曾任或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系亲属，在海外设立了秘密离岸公司。
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过去每届是九人，现在也不过七人。由此可见，红色权贵把钱搬出国有多踊跃。
这些离岸公司大多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库克群岛这些著名避税天堂，真正的受益人则隐藏在层层代理人和信托结构背后，不仔细深挖根本对不上号。
2016年席卷全球的“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就让世人一窥冰山一角。文件揭秘，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早在1994年就通过莫萨克·冯赛卡事务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一家名为COF Investments的离岸公司。她利用无记名股票制度，将股东身份隐藏了20年之久，直到2014年英属维尔京群岛政府加强监管，取消无记名股票，李小琳夫妇才匆忙让一家列支敦士登基金代持他们的股份。
莫萨克事务所的文件显示，当他们最终搞清这位客户竟是大名鼎鼎的李鹏之女时，距离她设立离岸架构已经过去整整20年。
再看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简直是商业奇才。她年仅18岁，在美国斯坦福读大一时，就已经悄悄成了英属维尔京群岛“Harveys Trading公司”的拥有人。她通过这个壳公司，持有北京两家企业约30万美元的股权。这位大学新生的中文姓名，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文件上，一切都藏在境外空壳股东之后。18岁的少女便能组织起如此复杂的跨境安排，实在“天赋异禀”。
红色家族对离岸金融工具可谓驾轻就熟。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利用香港这座天然跳板。借助内地与香港在资金流动上的体制差异，先把巨款转移到香港，再由香港的金融中介安排设立境外公司或信托。
截至2015年底，莫萨克·冯赛卡事务所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注册的离岸公司数量高达1.63万家，占其全球活跃公司总数的29%。莫萨克在香港的分公司一度是其全球业务最繁忙的机构。换言之，大中华区是全球离岸资产隐匿的最大市场之一，而许多红色权贵正是透过香港那些专业掮客，把资产源源不断地转移出境。
像李小琳这样的客户，直到东窗事发前，代理机构都未完全识别出她的真实身份。正是凭借这种便利与遮掩，红二代们的海外“藏宝之路”才能畅通无阻、一骑绝尘。
这些家族为何热衷于把钱搬去海外？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国内攫取财富的规模和来路。不好意思，我还是得拿温家宝家族举例。
2012年，《纽约时报》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惊人地揭示了温家隐藏的商业版图。在温执政的2003到2013年间，他的直系亲属通过盘根错节的公司和代理人网络，累积了至少27亿美元的隐性资产。当然，温家宝本人名下没有资产，但他的老母亲、妻子、儿女、弟弟、妹夫，却在他任内变得异常富有。
尤其是温家宝年近九十的老母亲，一个普通退休教师，居然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名下持有一笔股权——这笔股权在2007年时市值高达12亿美元。温家通过远房亲属和隐秘合伙企业，控制了平安保险大笔股份。2007年，这些股份的总市值约22亿美元。所有这些资产权益，都经过精心设计的多层关系网隐藏，表面上看，完全没有“温”这个姓氏的影子。
温家如此，李鹏家族、陈云家族、叶剑英家族、曾庆红家族等等，莫不如此。他们无不是借改革开放腾飞之机，在中国经济领域大肆获利，然后将财富悄然分散到海外各个角落。
财富转移出去了，自然少不了为家人安排稳妥的身份和居所。欧美多国面向富豪的“黄金签证”计划，近年成了红二代乃至众多中国高净值人群趋之若鹜的目标。
在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一度几乎被中国申请人“挤爆”，每年名额供不应求，直到近年大幅调高投资金额、收紧审核，才稍有降温。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更是在2010年代吸引了上万中国富豪。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黄金签证名单上，同样少不了中国申请者的名字。
对红色权贵而言，一本外国护照或一张长期绿卡，就是给家族财富和身家性命上了“双保险”。万一国内局势不妙，配偶子女可以即刻移居他国，早已安排妥当的海外资产也能迅速转移。跟上风声鹤唳时“全家登机”的剧本，他们早就写好了。
无论是在海外购置资产，还是融入西方金融圈，红二代从事的，归根结底是一场权力与资本的跨境游戏。他们在西方获得教育和职位，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巩固家族地位、拓展利益版图的手段。在国内，他们依靠父辈的影响力建立商业帝国；在国外，他们善用华尔街规则，让家族财富保值增值，甚至引导国际资本服务于自身利益。
还记得温云松的新天域资本吗？它不仅让温氏家族赚得钵满盆满，还成了许多后来者争相效仿的模板。更多高级别的领导人子女，也纷纷下海涉足私募基金行业，并通过新加坡、香港等地吸引国际资本入伙。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自温云松领风气之先后，中国此后又冒出了十多家由红色背景子弟创立或管理的投资基金，累计募资数百亿美元，打得境外投资者争相把钱交给他们。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新天域资本曾因违规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近9%股权而触碰法律红线。2010年，四环医药在港上市前约三个月，引入温云松创办的新天域资本作为投资者，温云松以约8100万美元购得9%股权，算下来每股差不多港币1.18元，这个定价显著低于随后公开招股的指导价区间3.8到4.6港币，差不多打了三折。
因交易时间距上市过近且折扣过大，触发港交所调查，最后被迫退股。即便违规被调查，他们的钱依然安全，依然可以从违规项目中获利4650万美元。这起事件也说明，红二代在境外资本市场一样敢闯敢干，哪怕偶尔踩线违法，也底气十足。最终，新天域不过是被责令退出投资，并未受到其他实质处罚，温云松本人更是毫发无损。
这样的结果，也助长了红色资本的胆量：反正境内有靠山，境外有团队，就算撞了红线，也能摆平，根本不影响大局。就像那句名言所说——海外的红二代们，就像是大海。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狂风骤雨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风浪，大海依旧在那里。
红色家族这些海外的隐秘操作，高层彼此都心知肚明。党内很早就有个专门的称谓，来形容那些配偶子女皆移居海外，自己却仍在国内任职的官员——这类官员被称为“裸官”。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纪委就着手摸底各级裸官的数据。到了2014年，中央组织部干脆颁布新规，明确凡配偶已移居国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干部，不得列为提拔考察对象。同年，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开展副处级以上干部裸官大排查。
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清理出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裸官，其中动作最快、手段最铁腕的，要属广东。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官员经商和外逃问题当然也最突出。2014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放话要彻底清理裸官，全省共揪出1000多名裸官，要求他们“二选一”——要么把配偶子女牵回国内，要么自己就地免职或改任闲职。
结果，一声令下，约200多名官员迅速上交家属，把远在海外的妻儿召回国内，有的甚至不惜让已入籍的亲属放弃外国国籍。但仍有866人不愿或无法配合，他们的家人显然已经在海外定居多年，很难回头，因此这866名干部也真的被调离重要岗位。
都怪美国，都怪欧盟，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都该被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你们现在人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
好了，今天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了。
——“丫头，你和儿子在德国还好吧？”
——“来，嘴一个，大葱。刚刚看到你的发布会了，好雄壮、好威猛，好喜欢，想回去找你。”
——“回来干啥？好好在那边带着孩子，还得在那边上学呢，回来当韭菜被人割，那你不是说……”
——“傻丫头，那是说给该听的人听的。”
中共高层对权贵家族海外行为的态度，其实一直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大规模“裸官”现象严重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因此必须做出整肃姿态，以平民愤、恶腐败。但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身居高位者，自己或家人都多少涉足这些勾当，真要一视同仁，恐怕谁都难全身而退。
现实操作中，只能是选择性打击，杀鸡儆猴，抓几个典型祭旗。同时，通过制度上设一些门槛，比如要求领导干部每年报告家庭财产、子女婚姻和国际状况等，建档备案。对某些重点岗位，如组织、人事、国安、纪检等敏感部门的官员，更是明确禁止其直系亲属取得外国国籍，一经发现立刻调整岗位。2014年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就写明，“裸官不得列为提拔考察对象”。
这些措施看似严厉，但执行中仍有相当操作空间可腾挪。不少高官的子女并未加入外国籍，而是以留学生或工作签证身份常年居留海外，形式上尚不算“移居”，不触红线。这一点，中南海当然明白。
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谈何容易。因为要杜绝裸官，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公开官员财产、建立独立司法和监督，可那恰恰是中共统治的大忌。于是形成一个死结：防是要防，雷霆手段也要有，可刀刃就是不敢朝向自己。结果，红色家族的海外故事还在继续上演。
写稿子的时候，我突然爆发出一个美好的幻想——这些红二代在西方受了教育，难道不会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吗？他们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是否会对父辈的专制体制产生怀疑，甚至背弃，从此我们走上民主幸福的未来？
但我马上从幻想中清醒了过来，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子。从现实看，这种美好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红二代，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家族利益早与他们血肉相连，他们对维护家族及整个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有着天然动力。他们当然会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边享受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继续依赖并拥护中共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地位。
对他们来说，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独立宣言》和普世价值，而是离岸信托账户上那一长串数字，还有各色法拉利超跑的轰鸣声。公众视野里，人们往往盯着杨澜澜纸醉金迷的生活和神秘身份津津乐道，却很容易忽略了真正值得追问的关键——是谁替这些权贵子弟买了单？谁在替他们隐匿行踪？谁又在为他们撑腰挡责？
当我们把这些名字一个个揪出来，摆上台面，让阳光照进阴影，或许才能迎来正义的一刻。也只有到那时，那些横行无忌的豪车才会真正停下来，停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
——“你谁呀？”
——“赵司长。”
——“我新来的小张，你犯啥事来的？”
——“你也是开发布会的时候找不到稿子？”
——“没有，总书记说我管不住嘴，啥秘密都往外说。”
——“那咱俩差不多，我是没管住老婆。”
——“赵司长，咱这能钓上来鱼吗？”
——“钓不上来，但是总书记和我说了，过两天把一个姓王的钓来，到时候让他跳下去给我们挂鱼。”
——“那他是为啥被送过来的？”
——“据说是他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告诉别人中国的核弹发射密码就是总书记的生日。”
——“估计是生病了，我得喝点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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