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任亭亭数度伏案长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冲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杀人犯，我不会原谅你们。”被告席上一阵骚动，审判长忙出声制止。
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后因公殉职。其独子孙任泽，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羁押于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审讯后昏迷，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时年不满31岁。
警方称孙任泽是审讯中要求喝水结果被呛导致昏迷，审讯人员没有责任。目睹儿子在病床上遍体伤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此后五年，她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儿子不明不白的死四处奔走，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务人员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分别判处3年至13年有期徒刑。
2018年9月18日，办案人员从羁押地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将孙任泽提出，带到伊犁州公安局交警大队办案中心地下一层，采用正反被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连续审讯近一周。图：财新 王和岩
该案八名被告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辖各市县公安局干警：白震华，生于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何德富，生于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吴学民，生于1986年12月，霍城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清水河分局局长；刘献永，生于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情报信息大队原三级警长；师东华，生于1983年8月，新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教导员；靳博文，生于1985年1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崔亮，生于1985年7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査大队原副大队长；朱生徳，生于1976年10月，巩留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原大队长。
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恶团伙专案办案中，实施捆绑、悬吊、殴打、浇水等暴力行为，致被害人孙任泽死亡。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作为从警多年的公安干警，应当能够预见行刑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刑讯逼供，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伤害罪。
一审宣判后，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目前在伊犁州中级法院二审中。
“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
任亭亭记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点多，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官崔亮，说霍城县公安局领导要见她，让她一会儿跟他们走。
自多年前当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职，任亭亭一直独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没有应允。约半小时后，崔亮开着辆非警用三菱车来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区，双方在大门口见面。崔亮说，领导找她了解情况。任亭亭坚称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间，“崔亮不断到远处打电话，时间很长”。
一审休庭后，孙任泽的母亲任亭亭带着儿媳、孙女在街边焚烧纸钱，告慰儿子的在天之灵。图：财新 王和岩
六个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儿子孙任泽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伊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羁押在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据任亭亭介绍，孙任泽是家中独子，自幼备受宠爱，上初中时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去世，没了父亲的管教，孙任泽日渐不驯，虽然后来上了警校，但并未从警，一直做生意，开酒吧。据财新了解，孙任泽喜欢交友，往来大多是成分比较复杂的社会人，前些年也曾“几进宫”。
任亭亭与警察僵持到10点半，警察坚持要立刻出发，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给儿子请的律师陪她前往霍城。
邻近子夜，进入霍城县，车径直开到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又称霍城县江苏医院）门诊大楼前，崔亮让任亭亭、律师去二楼ICU，自己没有进去，远处还站着一个人。后来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吴学民，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到ICU门口，我的腿都软了。”任亭亭说，“我儿子盖着被单，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我哭着叫任泽、任泽，没有任何反应；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红伤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开身上的被单，我儿子全身赤裸，左臂打着夹板，小腿一道道伤痕，好多血痂，睾丸处红肿……”
任亭亭说，后来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红色伤痕，是被用军带捆绑长时间悬吊造成的，血痂是电击后留下的。“我问他们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们说我儿子喝水被呛倒在地下，他们往起拉就脱臼了。”
警方拿出保外就医单让任亭亭签字。任亭亭记得病历称有侦查人员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呛后倒地，患者几天没有吃饭，精神状态很差。
“这么多外伤，病历为何不写？”任亭亭质问。
崔亮此前所说的霍城县公安局领导一直未出现，吴学民说领导不在县里。任亭亭拒绝签字，“吴学民很着急，走来走去，不停打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
半夜两三点，任亭亭回到伊宁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发抖，哭着跟大姐讲了这个事情。”任亭亭说，这一夜她和家人没和眼。
天亮后，任亭亭和家人、律师又去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ICU门口站着辅警不让进，任亭亭找到参加抢救的马某娜医生，“她一听我是孙任泽的母亲，说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拦她，说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了这样，难道不该弄清楚吗？她说你去找院长吧”。任亭亭没找到院长，参与抢救的医生告诉她，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胳膊是他们抢救时脱臼的。
几经交涉，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终于答应下午见他们。任亭亭和律师来到公安局，“任何东西不让带，全身上下搜了遍”。当时还担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和霍城县公安局的徐姓纪检书记见了任亭亭，接待律师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王副局长。
“白震华一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时，我老公是他们的老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白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一样，还说手腕、腿上的伤是戴手铐脚镣造成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儿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一直戴手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白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又改口以后再说。王副局长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
2018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接受长达近8小时的连续审讯后，倒地昏迷。曾被送至霍城县icu重症监护室急救。图：财新 王和岩
“我们尽全力了”
9月29日，孙任泽出事第三天，医院院长告诉任亭亭，他们请了乌鲁木齐新华医院ICU主任过来会诊，患者已经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忆，她问儿子身上一团一团青紫是不是抢救时电击造成的？院长说，人来的时侯都没呼吸了，还电击什么；她提出要看接诊病历，院长说医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长办公室交涉的过程中，吴学民一直站在门口，“之后凡是我和家人去医院看望儿子，或找医生咨询情况，一直都有警察在场、跟随”。
也是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单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月3日，孙任泽病情危重，气管被切开。任亭亭和家人到医院，ICU里外守着六名警察或协警，不让他们见。“我说患者家属有探视权，医生说要公安同意才行。协警推我大姐，我大姐双手本能的向前抓，协警就说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岁的人。”任亭亭说，“警察对着对讲机叫喊，哗啦冲上来十几个警察，一下子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被带到当地的一间派出所，听任亭亭说明情况后，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们，也没为难她们。
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单位，讨要探视权。经协调，她和家人被允许一周探视一次，每次一小时。
10月12日，孙任泽出事整整半个月后，被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位于伊宁市，是伊犁州两所三甲医院之一。这期间，孙任泽已出现肾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危重症状。
任亭亭回忆，伊犁州友谊医院主治医生告知她，患者情况很不好，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让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自从孙任泽转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谊医院看望儿子，尽管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ICU病房里人事不省的儿子，她还是满心期盼奇迹出现。
11月6日，任亭亭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ICU主任郭医生和自治区专家对她说，医院已经尽全力抢救了，但患者情况很不好，全靠意志活着，分分钟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准备，“其他的事，你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你的权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让我该告就告，该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说。
三天后，2018年11月9日，在ICU抢救43天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个真相”
孙任泽出事后，伊犁州警方也有积极作为。孙任泽转院伊犁州友谊医院后，伊犁州和霍城县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补偿方案，“前提是家属认可警方没有任何过错”。
任亭亭回忆，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纪检组将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访办。“吴学民、崔亮、霍城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毛督查等都在场，毛督查说经过调查，孙任泽的死警方没有责任，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司法救助，我没有答应。”任亭亭说，后来在律师办公室，白震华、霍城县公安局徐姓纪检书记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为她家争取80万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坚持必须是国家赔偿。
任亭亭记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长助理陆建军和白震华称到任亭亭家来。陆建军早先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属。“陆建军说，按照伊宁的标准，救助款很少，为了照顾我们家，州公安局帮着争取到一线城市标准救助，共有90万元。”但任亭亭还是没有答应，她说：“如果我儿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车祸死的，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痛苦和伤心会慢慢减轻。一想起我儿子满身伤痕，死得不明不白，时间拖得越长我越痛苦。我就想要个真相：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孙任泽死亡当晚，霍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鉴定结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尸检报告只字未提。任亭亭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任泽身体外伤不鉴定，“法医说，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样的鉴定结论，任亭亭没法接受。她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任亭亭说，之后四个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样，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连续向自治区政法部门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行二次尸检，但鉴定费一直没有着落。为早日揭开儿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处借贷，垫付13.6万元鉴定费。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下称“湖北崇新”）指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主任法医师刘良一行飞抵伊宁，鉴定孙任泽死因。6月，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7月，州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对任亭亭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再无所逃
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结论，无论伊犁州公安局还是检察院，至今未对外公布，亦未将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其鉴定结论无从知晓。
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检察院提交鉴定报告后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举报材料，称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鉴定机构人员，行贿鉴定人。材料很快批转至伊犁州检察院，任亭亭被检察院叫去接受调查，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监控，“我与家人、鉴定人的电话往来、银行转账、接触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人不得违反规定会见诉讼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任亭亭辩称，自己和律师当时并不了解该规定，她曾委托律师去机场接送刘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过刘良教授支付了鉴定费，这都成为警方指控其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能采纳的理由。
“（鉴定人）本来应该是检察院负责接送，但他们把这件事推给了我们；我请检察院转交（我垫付的）鉴定费，他们让我直接打到刘良教授提供的账户。”任亭亭说，对举报信中罗列的任亭亭涉嫌违规违法线索，伊犁州检察院都逐一做了调查，还派专人去武汉核实鉴定费问题。
鉴定费的问题搞清楚了，任亭亭称，警方又在孙任泽的死因上做文章，称孙任泽曾患有癫痫，审讯中因癫痫发作倒地，不治身亡。这次警方拿出了证据，孙任泽2006年被劳教时，任亭亭欲为儿子办理保外就医，曾在警方做过问讯笔录，并提交了孙任泽罹患癫痫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认自己当年救子心切，说了假话，但当年警方带孙任泽先后到伊犁州三家医院进行检查，未予确诊其患有癫痫，孙任泽保外就医申请因此被驳回，三年劳教期满方被释放。
这之后，孙任泽2015年的一桩旧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绍，2015年时，孙任泽曾帮商人张怀远要账，与同事将债务人邓雪飞弄到一家宾馆看管起来，期间邓雪飞从看管地坠楼身亡。张怀远、孙任泽等人被法院认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获得谅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为缓刑，其中孙任泽被判三缓四。
“伊犁州公安局一个姓肖的女干部，曾专程上门半是劝说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复生，让他们赔些钱算了。刑警队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么强势的部门，你能斗得过？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来，对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说，之后就传她给主审法官送了钱，儿子才被从轻处罚。她没有理睬，继续奔走申诉——当时她只以为，翻出几年前的邓雪飞坠楼案，是为了阻吓自己追索真相，尽快拿钱闭口，直到2023年7月公开庭审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当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继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员，孙任泽被认定为其中一起“伊犁扫黑除恶第一案”的团伙成员。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内的多名嫌疑人归案后，审讯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取得关键证据。为拿下该案，邓雪飞坠楼案被警方确定为突破口，而作为邓雪飞案重要当事人的孙任泽，也成为警方重点审讯对象。对孙任泽刑讯逼供，正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口供。
在反复中，一直拖到2022年，孙任泽案才有了进展。因任亭亭与鉴定机构人员私下接触，警方质疑湖北崇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伊犁州检察院重新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孙任泽死因进行第三次鉴定。
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学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4月1日，经伊犁州检察院指定，白震华等八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检察院继续侦查。4月3日，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指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华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儿子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生徳、崔亮等干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手”。
“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人家属的一举一动，严防警方内部知情者或医护人员与我们接触。”面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自己的儿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行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八名嫌疑人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晋升、提拔，并有足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阻挠侦查。而任亭亭则面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
“拿不下，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检察院以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诉。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该院法庭开庭。
财新获悉，相关部门对该案审理非常重视，伊犁州公安、检察院有关领导坐镇克拉玛依中院，通过视频观看了两天庭审；法院不仅对旁听人员严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总共18名旁听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听席上，显得法庭空空荡荡。被害人亲属与被告人亲属被分别限制在旁听席前后左右遥遥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终分别紧挨着他们正经危坐，以防庭审中双方亲属情绪过激发生意外。
检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赵祥涉恶团伙案专案组，时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任赵祥专案组副组长，吴学民、崔亮、师冬华、靳博文、刘献永、朱生德等人为成员，吴学民、崔亮后分别被指定为审讯组小组长。
赵祥是伊犁当地知名地产商，后又成立伊宁县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扫黑除恶开始后，赵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孙任泽作为该团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到刑拘。
白震华在庭审中说，赵祥案号称是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是自治区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求一定要办成铁案。“上面要求赵祥案10月份要结案，自治区公安厅也来人专门督查。伊犁州公安局、专案组压力很大，就将扫黑除恶就交给了霍城公安局。”据当地律师介绍，霍城公安局办案以严厉著称，在伊犁公安系统中，案子拿不下时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领神会。
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统下辖各县市公安局抽调办案骨干，组成赵祥专案组，州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任组长，白震华任副组长，吴学民等人相继从各自单位被抽调到赵祥专案组。同年5月，时年55岁的何德富经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指派，加入专案组指导案件。何德富工作关系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长期借调至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
但是一直到当年9月，专案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侦查一直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专案组决定从该案重要嫌疑人孙任泽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孙任泽被从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九天后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倒地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中，多名被告人称，刑讯逼供孙任泽的目的是为了拿下赵祥案。赵祥案迟迟未能突破，没有命案和保护伞，就没法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伊犁州公安局领导及专案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从邓雪飞案入手，若能证实赵祥参与邓雪飞案，其黑社会“命案”这一条指标即可达到。孙任泽作为赵祥的手下，又是邓雪飞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确定为突破赵祥案的重点对象。
公诉人指出，孙任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一直不承认赵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邓雪飞。为获取赵祥案相关证据，白震华、何德富等决定，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重点审讯，并将专案组成员分成两组，每组五人，轮流审讯。第一组由吴学民任组长，组员有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组崔亮任组长，另有组员五人。
庭审中查明，9月23日，经白震华协调后，由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进行审讯。9月23日至25日期间，吴学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该办案中心审讯孙任泽，采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期间白震华、何德福均去过审讯现场。
经白震华协调后，9月25日中午，专案组又将孙任泽从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转至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进行审讯，至9月26日中午期间，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该办案区审讯孙任泽，将孙任泽吊在办案区后门卫室的门梁上，对其采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殴打、老式电话摇把子电击等刑讯逼供手段。
庭审调查显示，孙任泽之所以被带离原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是因为在那里警方对孙任泽的审讯很不顺利，在看守所，审讯室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中间有铁栅栏隔离，“不方便审讯”；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队地下室办案中心后又离开，是因为审讯期间交警大队有领导表示，交警大队来往人员很杂，很容易传出去；但办案人员将孙任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行审讯后，“县公安局长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办公区），影响不好，让把人带到看守所去审讯”。
9月26日上午，白震华、何德富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人员开会，决定将孙任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白震华称，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副所长柴某联系，要求安排一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
吴学民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白震华提出，“审了一周多，该休息一下，白震华说要一鼓作气，拿下口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9月26日上午的会上，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一天；邻近中秋，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大力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
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让孙任泽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伤痕。
何德富矢口否认说过此话，强调自己没有参与9月26日上午的会，还称自己2018年6月才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做笔录审查，并不参与具体审讯工作。对其他被告人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孙任泽的专案组成员，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说过类似的话。吴学民说，“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审讯，你们就是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让我非常震撼。”
公诉人员称，孙任泽9月18日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队，再转到霍城县公安局，以及后来又被转移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均是白震华决定。但白震华表示，孙任泽口供一直没能突破，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长正副局长经常询问审讯情况，指示他们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审讯节奏，争取早日拿下上级重点督办的自治区扫黑第一案。于是，他与何德富等建议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转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地下室专门审讯，两位领导同意，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
将孙任泽带离羁押地审讯，“涉及伊犁州、县公安局及看守所多个单位的沟通交涉事宜，我一个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本没有权限。”白震华说，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长与上述单位领导沟通后，安排他执行的。而两名时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长笔录则称，对孙任泽被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
致命的七小时
9月26日下午16时许，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驾车将孙任泽从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带至霍城县看守所。孙任泽浑身满是伤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会被拒收。专案组将孙任泽装进押解车里，没有办理入所登记，从B门入所。
因孙任泽之前被刑讯逼供导致双腿不能正常行走，吴学民等人借了辆轮椅，将坐着轮椅的孙任泽推进了审讯室，看守所内走廊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为当日下午16时许。之后的七个多小时里，参与审讯的吴学民一组警察，包括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对孙任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捆绑、殴打、悬吊、水浇等刑讯逼供行为。9月27日凌晨0时37分，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直到43天后故去，孙任泽再也没能醒来。
庭审显示，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专用，俗称国保办案室，平时不大使用。审讯室里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分别安装在前门和后窗附近。看守所所长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但柴某多了个心眼儿，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记录的七个多小时审讯过程，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
现场视频显示，审讯室内靠近门的位置有办公桌，两三把椅子。室内有一张铁制高低床，一头对着门一头靠着墙，墙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
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审讯中，他们或让孙任泽正背、反背铁制审讯椅（俗称“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钟；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将仅穿短裤的孙任泽双手、双脚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使其赤裸的身体承重在铁格挡上，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增加孙任泽腰部的难受程度；或将孙任泽悬空吊起，用毛巾敷脸浇水。
监控视频显示，从下午4点到11点半，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孙任泽被毛巾敷面浇水、或直接浇水十几次，其中长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其余时间每次悬吊20多分钟。
据知情者介绍，孙任泽被固定在靠近门的铁架床那头，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许多画面被铁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审讯人员有戴塑胶手套、拿可乐瓶、哑铃和毛巾等动作。“视频中当审讯人员作出浇水动作时，无法看到孙任泽的表情和反应，但看见铁架床长时间剧烈晃动，可以想象人有多痛苦。”
被告人说，审讯中，他们还抽孙任泽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用老式摇把电话机电击其身体，为防止留下体外伤，用军用带捆绑孙任泽手腕、脚腕时，特意垫有毛巾。审讯进行到最后，孙任泽曾大声惨叫，连连求饶。
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年龄最小、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最积极，逼供手段也最“变态”。他们说，审讯中，刘献永或用胶带拔孙任泽的腿毛，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任泽的生殖器上，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阴毛、毛巾敷面浇水、直接水浇面部，大都是刘献永所为。
庭审中，刘献永承认上述行为，“我想侮辱孙任泽的人格，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有知情者说，刘献永到案后一直不认罪，直到审讯人员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溃了，哭着说：这几年这个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现在说出来了，反而轻松了。
本不在吴学民这一组的崔亮于当晚19：39进入审讯室，之后协助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捆绑在床板抽出等。20时41分许，何德富也进入审讯室，见孙任泽被捆绑在铁床上，仍要求吴学民等人加大审讯力度。后吴学民、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先后控制在审讯椅中、捆绑在铁床上，对并多次用水浇淋孙任泽面部。
靳博文对孙任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把孙任泽绑在高低床的下口，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水，还将芥末抹到孙任泽的眼睛、鼻子上让他难受，用可乐瓶子给孙任泽扣鼻灌水，中间有人拿毛巾过来堵孙任泽的口鼻，然后接着灌水，这样灌了有三四次，孙任泽在灌水的过程中就昏迷了。”
朱生德的回忆是：“……将孙任泽绑在床上，拿毛巾盖在孙任泽的脸上浇水，并接了一桶新水，然后又开始对孙任泽脸上浇水，浇了几下孙任泽就没有反应了，没有挣扎也没有喘息。”
2018年9月27日凌晨0时37分，连续刑讯逼供七个多小时后，孙任泽出现昏迷。审讯者将孙任泽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摸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拍打脸部也无反应，刘献永把孙任泽放在地上做心肺复苏，吴学民让人去叫看守所医生，之后送医院急救。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27日凌晨1点半，患者被送来，呼吸、脉搏均无，瞳孔有放大。送医警察说，患者要求喝水，被呛后出现昏迷。
任亭亭说，参与抢救的医院院长9月28日曾对她说，孙任泽现在就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医院记录显示：“抢救时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钟，曾电击做心脏复苏，因时间较长已经脑死亡……”
吴学民笔录中供述，孙任泽送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脉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吴学民则表示，自己不是专业人员，没法判断人是否脑死亡。
被害人律师及家属认为，吴学民改口，包括后来串供，都为掩盖孙任泽实际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医院，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会有很大区别。
孙任泽先后做过三次尸检和一次补充尸检。前两次尸检，因受害人家属及警方分别提出异议，公诉机关未予采纳。审理中，公诉机关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教授等署名的鉴定报告（下称“第三份鉴定报告”）及补充尸检报告。
罗斌教授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做过6000多例尸检。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这第三份鉴定报告称：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3月，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在压力下为减轻罪责，主动交出了审讯视频。之后伊犁州检察院向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罗斌团队提交了审讯视频，要求其对孙任泽死亡责任做出认定。2023年3月2日，罗斌及助手出具补充鉴定报告。报告称：孙任泽符合在患有心肌桥及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病上，合并外伤、寒湿等条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引起机械性窒息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责任认定中，被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为主要因素，参与度为60%；外伤及寒湿环境的参与度为25%；自身疾病参与度为15%。
据知情者介绍，庭前会议时，曾当场播放审讯视频，“看完后，所有律师心情都很沉重，无人说话”。
“没想过”
庭审显示，白震华、何德富没有参与具体审讯，二人也自始至终否认对刑讯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则说，审讯孙任泽期间，每天或隔几天，白震华、何德富都要组织大家开会，汇报昨天审讯情况以及审讯手段。
白震华辩解说，他不仅是专案组副组长，还兼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队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负责，工作需要他两边跑，不常在专案组，对下属刑讯逼供的手段并不知情。“我只是跟他们说，审讯中要讲究策略，这个唱白脸，那个唱红脸。有次吴学民说孙任泽怕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用水浇孙任泽，我制止了。”他表示，审讯中打几个耳光、踢几脚可以，但不知道他们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
白震华说，9月26日早上组织所有人员开会，两个小组的人员都参加了。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头天晚上审讯情况汇报，他不在的时侯，就是何德富负责召集大家开会。他跟组员宣布，他不在时听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证实白震华的确曾说何大队是省厅下来的专家，他不在时，大家要听何大队的。
何德富则否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进专案组最晚，从来没有正式文件对他进行过任命，也没有被上级口头任命过。他只是负责审核笔录，对审讯情况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视频才知道他们对孙任泽进行刑讯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坚持不认罪，也拒绝对受害人家属作出赔偿。
検察官または裁判長が複数の被告人に尋ねたところ、何徳富は尋問の強化とはどういう意味かと尋ねました。彼らは答えました。それは手段を講じ、拷問の度合いを強め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何徳富の弁護士は、何徳富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隊副隊長であり、その優秀な仕事ぶりから、長年にわたり自治区公安庁刑事警察隊に出向していたと述べました。何徳富は特別捜査班に派遣され、記録のチェックと資料班を担当しました。彼は普段から記録に対して非常に厳しく、他の被告人の記録が不合格であることを何度も指摘したため、彼らは恨みを抱き、一様に報復だと主張しています。弁護士は、9月26日の尋問現場の監視ビデオが、何徳富が事件現場に4分以上滞在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強調しました。事件後、他の被告人は共謀し、口裏を合わせましたが、何徳富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は、何徳富が彼らと仲間ではないことを十分に示しています」
何徳富は肺結核を患い、保釈が許可されました。法廷審理中、彼は常にマスクを着用し、話すときはかすれた声で、裁判長は何度も彼に大声で話すように促しました。傍聴席の孫任沢の妻はいつも憤慨して「死んだふり」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朱生徳は、複数の被告人の供述の中で拷問への関与が少ない人物です。彼は法廷審理で、尋問に対して消極的で受動的であったことを繰り返し強調しました。監視ビデオは、朱生徳が孫任沢を平手打ちする動作を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
朱生徳は陳述の中で、自分が公安の仕事に参加して以来、常に真面目に仕事をしており、ここ数日は留置所でずっと考えていた、もしあの時……尋問に対して、彼は常に消極的で受動的でした。自分が公安チームに入った最初の日から、命令に従い、組織に従うことを知っていました。長年の習慣が彼の無意識の行動になりました。弁護士が朱生徳に、拷問の容疑者を尋問することが違法行為であると考えたことがあるかと尋ねると、彼は考えたことがないと答えました。
法廷審理では、9月27日未明に孫任沢が病院に搬送されて救命措置を受けた後、状況が良くないと悟った尋問官たちが、慌ただしく証拠を隠蔽し、捏造を始めたことも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その日、呉学民らは病院に残って見張り、崔亮は霍城県留置所の尋問室に戻り、尋問現場に残された拷問道具などを撤去するように指示されました。
起訴状は、孫任沢が霍城県留置所に入った真相を隠蔽するため、白震華、何徳富、呉学民らは偽のビデオを撮影し、伊犁州規律委員会が州公安局に派遣した規律検査チームに提出し、真相を隠蔽し、ごまかそうとしたと述べています。
白震華は、伊犁州公安局の幹部に孫任沢の件を報告したところ、局の幹部が偽のビデオを作成して規律検査部門の調査に対応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たと述べました。この指示に従い、彼は霍城県留置所の副所長である柴に撮影現場を提供させ、孫任沢に似た体格の崔亮に黒いフードをかぶせ、孫任沢になりすまし、正常に入所したふりをして、偽のビデオを作成しました。しかし、同局の幹部は記録の中で、自分が知らなかったと否定しました。
偽のビデオの出現は、検察部門の調査を深刻に妨害し、遅延させました。2022年3月まで、中山大学司法鑑定センターが検死報告書を提出し、柴が自ら尋問ビデオを引き渡し、3月8日、伊犁州検察院は正式に「9.27事件」特別捜査班を設立しました。その後、容疑者は次々と強制措置を講じられました。
検察側は、白震華、何徳富、呉学民、劉献永、師冬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は司法職員として、職務を適切に履行せず、暴力による自白強要を行い、人々に死をもたらしたため、その行為は《刑法》第247条、第234条第2項の規定に違反し、犯罪事実が明確で、証拠が確実かつ十分であり、故意傷害罪で刑事責任を追及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と判断しました。本件では、8人の被告人が互いに協力し、分担して協力し、共同犯罪を構成し、そのうち被告人白震華、何徳福は組織指導者であり、被告人呉学民、劉献永は積極的に暴力による自白強要を行った者であり、4人は共同犯罪において主要な役割を果たし、主犯です。被告人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は共同犯罪において二次的または補助的な役割を果たし、従犯です。
職務行為か故意傷害か？
2018年9月27日の事件発生から2022年7月までにすべての容疑者が刑事拘留されるまでの約4年間、白震華ら8人の重大な刑事犯罪容疑者は、趙祥事件で功績を立てて昇進しました。そのうち白震華は二等功を受賞し、伊犁州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隊副支隊長から支隊長に昇進しました。「同時に、彼らは十分に正常な職務遂行の機会と十分な時間を利用して、一方では隠蔽と証拠隠滅、捏造と口裏合わせを行い、他方ではあちこちで活動し、さまざまな関係と公権力を行使して、孫任沢の家族の一挙手一投足を監視し、納税者の金で完全に解決しようとしました。」任亭亭は、法廷審理で、何徳富を除き、他の被告人は2回口裏合わせを行い、そのうち1回は事後には痕跡を追跡できない叮叮口裏合わせを使用して調査に対応したと述べました。任亭亭の訴訟代理人も、立件捜査から2022年4月まで、ほとんどの被告人の最初の3つの記録はすべて口裏合わせされていたと述べました。
ある被告人は法廷で、「孫任沢の事件があった日、病院では皆の気持ちが沈んでいた」と述べました。しかし、任亭亭が覚えているのは、病院に駆けつけた被害者の家族に対し、被告人たちは無関心で軽蔑的な態度を示したことであり、さらには軽蔑的でさえ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県病院の入り口で、呉学民は直接、あなたたちは勝手に告発しなさいと公言しました」
法廷弁論は2回行われました。法廷審理が最終段階に入り、検察官が起訴意見と量刑提案を発表した後、特別な「教育的警告」の意味を持つ話をしました。2日間の法廷審理は、すべての被告人、法廷審理に参加した執行職員、傍聴者にとって、重い法制の授業でした。座っている被告人は、昨日は光栄な人民警察でしたが、今日は被告人になりました。彼らは長年警察官を務め、指導的地位にありました。しかし、法律を知りながら法律を犯し、暴力で暴力を制し、その手段は非常に残酷であり、法律はどこにあ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の行為は、党と人民警察のイメージを汚し、人民大衆に悪影響を与え、被害者の親族に回復不能な傷を与え、自分の家族にも傷を与えました。傍聴席の数人の被告人の親族は顔を覆ってすすり泣きました。
最初の日の法廷審理の昼休憩中、傍聴席の朱生徳の娘は、父が法廷を出ようとするときに大声で「お父さん」と叫び、白髪の朱生徳は傍聴席の妻と娘の方を振り返りました。また、数人の被告人の家族が、彼らの親族に「頑張って」と大声で叫びました。2日目、検察官が発言した際、被害者の家族の傷を顧みず、法廷で大声で頑張ってと叫んだ被告人の家族の良心はどこにあるのかと非難しました。
法廷審理中、任亭亭が突然体調を崩したため、法廷は一時休廷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りました。法警が呉学民をトイレに連れて行ったところ、休憩中の任亭亭はそれを見て、激しく興奮し、殺人犯と叫び、突進しようとしましたが、そばで見守っていた医師にしっかりと押さえられました。
任亭亭の夫は生前、長年警察システムで勤務し、刑事捜査部門にも在籍していたため、任亭亭は刑事捜査の性質についてある程度理解していると自称しています。「私が理解している公安（職員）が犯罪容疑者を殴るというのは、平手打ちを数回することでしたが、まさか彼らが息子を殺すほど殴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彼女は言いました。「私も母親なので、心が弱くなります。しかし、州公安には、私に少しでも謝罪した人はいませんでした。」
最終陳述の段階では、靳博文だけが事前に書面を用意し、「警察官になって十数年、愛する警察官の制服を脱ぐ」と読み上げたとき、一度むせび泣きました。彼は罪を認め、後悔し、被害者の家族に積極的に賠償する意思を示しました。崔亮、朱生徳らの被告人は任亭亭に頭を下げ、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と謝罪しました。何徳富は罪を認めず、白震華、呉学民、劉献永、朱生徳は、自分が拷問罪を構成し、故意傷害罪を構成し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白震華は、起訴状で訴えられた犯罪事実と罪名に異議を唱えました。彼は、検察機関が特別捜査班を犯罪組織と認定したことに同意せず、一部の警察官の不適切な行為は捜査班の行為として扱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述べました。彼は班長に任命され、彼は上申と下達を行うだけで、彼の仕事はすべて上司に報告し、彼は拷問についても知らなかった。「私たちは傷害の共同故意がなく、共同故意の動機と目的もなく、客観的に傷害を共同で実施する行為もありません。」彼の弁護士は、本件の鑑定意見書は判決の根拠として使用できないと述べました。公安機関の刑事捜査特別捜査班を犯罪集団と見なすことは明らかに不適切です。白震華は特別捜査班の副班長として、上司の指揮と手配の下で業務を展開し、上司に事件の尋問状況を報告し、下部に上司の指示を伝達し、捜査中に自白を得ることも問題なく、被害者に傷害を与える可能性のある手段について、白震華も阻止する言葉を述べました。他の被告人に度合いを強め、尋問手段を強化させることは、一部の実施者の個人的な理解であり、白震華は尋問現場に行かず、いかなる拷問手段も実施しておらず、刑事責任を追及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く、せいぜいリーダーとしての職務怠慢の責任を負うだけです。
何徳福は、起訴状で訴えられた犯罪事実と罪名に異議を唱え、被害者に肉体的刑罰またはそれに準ずる刑罰を加える主観的故意がなく、拷問行為も行っていないと主張し、無罪を主張しました。彼の弁護士は、本件では被害者は拷問を受けた後、直ちに死亡せず、救命措置を受けて1か月以上後に死亡し、第3、第4の鑑定報告書は最終的に多因一果で被害者が死亡したものであり、検察機関が故意傷害致死を認定することは事実認定に誤りがあり、本件は偶発的な事件であると主張しました。検察機関が何徳福の故意傷害罪を証明するために使用した証拠は、1つは他の被告人の供述であり、何徳福が主犯として示唆または教唆したことを証明し、もう1つはビデオ証拠であり、何徳福が最後に現場に現れた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ますが、刑法は口頭供述のみで他の証拠がない場合、被告人の有罪を認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ず、会議で怒った言葉だけでは証拠として使用できません。何徳福は単なる抽出人員であり、外部の人員であり、いかなる職務もなく、特別捜査班を率い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り、他の被告人の供述は高度に一致しており、偽の供述の可能性があり、犯罪主体は拷問特別捜査班が直接実施するべきであり、何徳福は資料班であり、拷問の手段を実施しておらず、リーダーでもなく、特別捜査班のメンバーに拷問を指示する権限がなく、何徳福の犯罪を認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呉学民は、起訴状で訴えられた犯罪事実には異議がなく、罪名には意見があり、自分が拷問罪であり、故意傷害罪を構成し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彼の弁護人は、呉学民は故意傷害致死の結果について主観的な目的がなく、すべての行為は組織の人員配置に基づいており、9月26日から9月27日に事故が発生する前に、呉学民を含む人々は少し待つことを提案しており、彼は拷問を追求する主観的な意図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と主張しました。被害者に対する拷問行為は数日間に及び、最後の日の状況で判断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く、検察官は呉学民がすべての拷問に関与する過程で顕著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とを証明する証拠がなく、彼は拷問について具体的な手配をしておらず、尋問の方向性、度合い、方法、時間を解決する方法がなく、彼は受動的に尋問班に参加しており、明らかな従犯属性を持ち、積極的に参加する故意がなく、その行為は自白の情状があり、軽刑に処せられるべきです。また、事件の性格付けに関して、弁護士は司法鑑定意見書が事実と異なり、被害者が長期にわたり薬物を摂取し、水にむせたという事実は変わらず、被害者は当時確かに口から白沫を吐いており、その死亡原因はてんかん発作による死亡の合理的な疑いを排除できず、自身の心脳疾患による死亡の合理的な疑いを排除できないと主張しました。
劉献永は、起訴状で訴えられた犯罪事実と罪名に異議があり、検察官が彼を主犯、積極的参加者、実施者と訴えたことに同意しません。彼の弁護士の弁護意見は、拷問による傷害死亡は、故意傷害故意殺人として罪を定めるには条件があり、行為者が被尋問者の傷害死亡に対して主観的に放任する態度が存在することを必要条件とすべきであり、劉献永は被害者の死亡結果について故意の過失や放任はなく、そうでなければ彼に2回心肺蘇生を施すこともなく、被害者が昏睡状態になった後、被告人劉献永は積極的に人工呼吸を行い、被害者を病院に搬送する行為は、彼が被害者の死亡結果に非常に抵抗し、拒絶している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と主張しました。また、劉献永は被害者の顔に水をかけた行為がありましたが、被害者の両下肢の損傷は被告人劉献永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この行為も被害者の多機能臓器不全の原因です。また、弁護人も劉献永の情状は主犯を構成せず、上にはリーダーの指揮があり、下には各支局のリーダーが参加する特別捜査班において、劉献永は主観的に功を焦る意図がなく、客観的にも凶器を提供しておらず、他の被告人との共同の故意がなく、従犯として量刑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と主張しました。
朱生徳は、起訴状で訴えられた基本的な事実と罪名に異議があり、自分が受動的で消極的に拷問行為に参加しただけであり、命令を実行し、命令に従い、被害者を傷つける主観的故意はなかったと主張しました。彼は、警察官は特殊な集団であり、その行為は職務を履行する行為であり、《人民警察法》などの規定は、命令を実行した結果については、命令の発布者が責任を負うと規定していることを強調しました。彼の弁護士は、故意傷害罪で被告人朱生徳の刑事責任を追及することは不適切であり、被告人は故意傷害の故意を持っておらず、特別捜査班への参加と尋問業務はすべて自身の仕事の特殊性に基づいており、上司の指示された業務を忠実に無条件に完了しており、4日間の拷問行為は、唯一の目的は自白を得ることであり、故意にその身体を傷つけ死亡させる結果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被害者の死亡は多因果的に形成されており、その自白強要行為は特殊な歴史的背景の下で命令に従い、統一行動であり、理解できるものであり、被告人朱順徳を拷問罪で罪を定め、刑事罰を免除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ました。
2日間の法廷審理は緊張し激しく、7月5日午後8時頃、裁判長は休廷を宣告しました。財新は、1か月以上後、法廷審理で弁護人が中山大学鑑定センターの鑑定手続きと資格について疑問を呈したことを受け、本件は半日審理されたことを知りました。
任亭亭は、被告人の家族が初めて傍聴した際に「全く罪悪感がない」ことに非常に不満であり、法廷でビデオ監視を再生することを提案し、「彼らに自分たちの目から見た良い息子、良い父親、良い夫が、どのように息子を殴り殺したのかを見てもらおう。彼女たちは聞いて、必要ない、誰も見る勇気がないと言いました」
ある弁護士は、2日間の法廷審理で、彼に多くの感慨を与えたと述べました。「私もかつて公安幹部であり、本件の発生に特に心が痛みます。」彼は、被告人はすべて長年公安の第一線で勤務してきた捜査のベテランであり、「2018年の掃黒除悪の特殊な情勢」を考慮して、被告人を軽刑に処することを希望しました。他の数人の弁護士も、弁護の中で、当時の掃黒除悪の特殊な状況を考慮し、刑法の謙抑性を踏まえ、被告人を酌量して寛大にすることを希望しました。
最終的に奎屯市裁判所の2023年11月6日の第一審判決は、白震華、何徳福、呉学民、劉献永、師東華、靳博文、崔亮、朱生徳の8人の故意傷害罪を認定しました。裁判所は、8人の被告人はすべて長年警察官を務めており、拷問によって生じる可能性のある結果を予見できたはずであるが、証拠を入手するために拷問行為を行い、最終的に被害者の死亡という深刻な結果を招いたため、故意傷害罪で刑事責任を追及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と判断しました。8人の被告人は趙祥事件の特別捜査班のメンバーであり、共同で被害者に拷問行為を実施し、共同で犯罪に参加しました。被告人白震華、何徳福は特別捜査班の主要責任者として、実際に拷問行為には参加していなかったものの、班員が自白を得るために拷問行為を実施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りながら、放任して制止する態度を取らず、最終的に被害者が拷問によって死亡するという結果を招いたため、2人の被告人はその結果について刑事責任を負うべきであり、主犯であり、それぞれ懲役13年を宣告されました。被告人呉学民、劉献永は拷問の過程で積極的に暴力による自白強要行為を実施し、共同犯罪において主要な役割を果たし、主犯であり、それぞれ懲役10年と12年を宣告されました。被告人師東華、靳博文、朱生徳、崔亮は共同犯罪において二次的または補助的な役割を果たし、従犯であり、それぞれ懲役5年、5年、4年、3年を宣告されました。
孫任沢が拷問によって死亡したきっかけとなった趙祥事件では、警察は孫任沢の口から、趙祥が鄧雪飛を不法に拘束し、彼女が転落死したことを指示したことを確認できず、趙祥が犯罪組織の首謀者であるという罪を確定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が、2021年、趙祥は伊犁州中級人民法院によって悪質な勢力団体の犯罪首謀者と認定され、複数の罪を合わせて懲役25年を宣告されました。現在服役中の趙祥は判決に不服であり、常に上訴しています。
ある伊犁の地元弁護士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ます。当初、警察はこの事件を伊犁州最大の組織犯罪事件であると大々的に発表し、半日調査しましたが、人命事件は確認されず、保護傘も発見されず、最終的に「黒」を取り除き、悪質な勢力とし、趙祥は懲役25年を宣告され、他の40人以上の仲間もすべて刑を宣告されました。趙祥事件の公判では、関係部門が多くの人々を傍聴に組織し、宣伝が広範囲に行われましたが、伊犁州の公式サイトと中国裁判文書網では、趙祥事件の審理と判決に関する情報を確認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財新は、別の事件として処理された霍城県留置所所長孫某亮、副所長柴某が、職務怠慢罪で起訴され、奎屯市裁判所で審理されたことを知りました。2人は積極的に賠償したため、被害者の家族から理解書を得ており、現在まだ判決が下されてい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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