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 Events and Thoughts | Talking about the High Contribution Ratio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点此跳转至原文查看视频

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面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而前者的福利正是后者的负担。你可以这么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体制内量身定制的。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应该先降低存缴比，再来严格执行。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存缴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养老金不是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