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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种恶都有罪名。

2023年6月15日，“北大包丽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犯虐待罪，刑期三年零两个月。由于牟林翰自2020年6月起已经被羁押，羁押时长可抵扣刑期，因此，在宣判的时刻，牟林翰还剩下两个月的刑期要服。2023年8月8日，牟林翰刑满释放。

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案子。四年过去，也许不少人也已经渐渐淡忘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的女生包丽（化名）在宾馆服药自杀。其后，她的妈妈与朋友发现，包丽在自杀前曾遭到男友牟林翰接近一年的精神虐待。牟林翰以包丽不是处女为由，对她进行高密度的辱骂行为，又向她提出：“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切除输卵管，带回来给我”、“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等要求。

在ICU躺了168天后，包丽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这是她23岁生日后的第二天。

我们出生在同一年，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这所学校里有过无数我们的轨迹曾经交叠的痕迹。2018年，包丽担任文艺部部长时操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我去听过。也是2018年，我见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牟林翰，至今，牟的微信号仍然存在于我的朋友圈列表中。

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四年过去，在那些同学聚会里，我们仍然谈起她，使用她真正的名字。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她可以成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她。如果她还活着，是否她也会处在我所停留的各种空间里？

今年6月宣判后，我联系到了她的母亲、律师、好友、同学，还原了从案发当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案子尘埃落定的完整过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首先需要立案，立案后可以展开侦查。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警方可以刑拘，并在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若证据足够，检察院可以决定起诉，若证据不足，则可以退回公安进行补充侦查。补侦一次一个月，总共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接着是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宣判。后来因为牟林翰上诉，还有二审。

每一环节都不顺利。报案报了两次才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两次补侦的机会都被用尽了。一审延期，宣判又延期。

人们感到愤怒，希望将牟林翰绳之以法。包丽的老师、同学都来自北大法学院，这件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切肤之痛，但是他们明白，由于没有人能确定，牟林翰是否在主观上就希望包丽死亡，也没有人能确认，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百分百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在法理上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

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

“心里很烦。判决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了。我的律师都告诉我，可以判到顶格的。”2023年6月，一审刚刚宣判，联系到包丽妈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判决书里写道：被告人牟林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故本院综合考虑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

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

“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

最开始，对于牟林翰能否被定罪，法学院的同学们的态度并不乐观。

小任是包丽的同院同学，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10月，包丽服药自杀的头一个月，牟林翰还常常在医院出现。他去医院探望，有一天晚饭前后，四下无人，牟林翰忽然问他：你也是法学院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被判刑？

“其实我不是那一刻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小任说。同学自杀后，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责任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跑进了脑海里。只是那时，他只知道包丽的自杀可能与她的男朋友牟林翰有关，而其中具体的关联还并未浮现。

犹豫再三，他对牟林翰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不构成犯罪。

同样的问题，牟林翰问过不止一个人。包丽一位好友亲眼所见，仍是在医院里，牟林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我在法律上不会负有任何责任。

一位代理律师也提到，牟林翰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就说过：我已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了，这件事，“民事上有争议，刑事上无责任”。

2019年年底的新年晚会，整个法学院都处在压抑的气氛里。在那场晚会上，学生们总共写了200多张心形便利贴，交到包丽妈妈手上。便利贴上写着“早日康复”“、早日醒来”、“等你回来”。但是，包丽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

据同学们说，法学院的老师们专门成立过一个微信群聊，希望能帮上忙。他们也曾计划在学院里组织讨论会，讲女生们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中保护自己。

尽管如此，当一位学生找到一位很受尊敬的刑法学教授，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专家意见时，这位教授并没有答应。

“我们当然希望判下来，”一位法学院同学说，“你在情绪上很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该死，但是你理性上知道，根据现行法律判不了故意杀人罪。你也会听到院里的老师们讨论这个事情，知道老师们也在为这个事努力，但有时候，情况也挺复杂的。”

“复杂”指的是：法律必须用证据说话，而证据不一定充足。对法律进行一点微小的突破，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对未来的其他案件造成错误的影响。

直到2021年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家，提起公诉后的无罪率是很低的”。

案件最初的难点在于罪名确定，在结果正式浮现之前，应该按什么策略起诉、什么罪名可能成立，都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位诉讼代理律师也没能完全统一意见。

可能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罪名包括“虐待罪”、“故意杀人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每项罪名的诉讼难点如下：

故意杀人罪：需要证明牟林翰在包丽的死亡中，起到了“教唆自杀”的作用。也需要证明包丽自杀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是基于他的主观故意。

故意伤害罪：局限在被害人受到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不算。

过失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案发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导致了包丽的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的刑期相近。如果只是出于家属希望被告人能多被判几年的朴素心愿，二者其实效果相差不大。

虐待罪：虐待罪在法律上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叫作“主体不适格”，因为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是“家庭成员”，而牟林翰与包丽并无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分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本案证据充分的只有精神暴力，而身体暴力的证据不够充足。如果只存在精神暴力，虐待罪能否构成也会有一定争议。

侮辱罪：通常指公开的侮辱，要求造成被害人名誉的下降。另外，侮辱罪是自诉罪名，不是公诉罪名。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名能与牟林翰的所作所为清晰对应。

“共同生活”

包丽妈妈总共报过两次案。第一次是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19日。第一次报案时，包丽妈妈只想搞清楚女儿自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时事态完全不明朗，没有证据指向其他可能性，警方无法立案。

2019年11月7日，牟林翰回到内蒙古支教，包丽妈妈从警方处取回包丽的手机，她看到了自己完全未曾想到的内容（后来她发现牟林翰删去了其中一些）。很快，她第二次报案。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只能写出一份缺乏具体事实陈述的报案材料，立案仍有难度。

刘鸣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2级的学长，比包丽高四级。事发时，他已经毕业，在律所工作，有同学牵线搭桥，找到他帮忙。

在一家咖啡馆里，刘鸣赫与包丽妈妈见了一面，他主动向包丽妈妈提出，自己不需要任何酬劳。“源于一种义愤”，他形容自己介入这个案子的原因。

刘鸣赫最早确定下了虐待罪的思路，并成功地使这件事立案了。

几项罪名里，虐待罪或许是离得最近的，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不适格”——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是“家庭成员”，指夫妻或三代以内的近亲，而他们只是一对学生情侣，并无婚姻关系。

为了寻求思路上的帮助，刘鸣赫回到母校，见了北大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马忆南教授是婚姻家庭法方向的专家，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她给刘鸣赫提供了许多启发。

在马忆南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讨论的突破口叫作“共同生活”，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前言部分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
这两部法律文件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畴划定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也就是说，“共同生活人员”，可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
但是，虐待罪是刑法中的罪名，《反家暴法》支持这种主体上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刑法领域同样支持？
刘鸣赫说，事实上，刑法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干预，是家长保护主义，因此，实务界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获得学界的支持。

只能说，在各条路都无法走通时，这是一线突破的光亮。基于此，马忆南教授给出的重要建议是，要尽可能去寻找能支持两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生活的意愿的证据，比如，他们是否在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他们是否共享一些生活资料？

牟林翰与包丽是2018年8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学期开学后，包丽申请了一个与日本留学生合作的语伴项目，搬去了位于中关新园的留学生公寓。不同于本科生宿舍，中关新园有单人间，条件要好很多，牟林翰搬去与她同住。据包丽的大学好友回忆，两个人很用心地布置他们共同的小空间。

2019年3月后，中关新园的公寓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牟林翰无法进入，包丽就搬到了牟林翰家中，直到七个月后包丽自杀。在他们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确实一直保持着“共同生活”的关系。

拜访完马忆南教授后，刘鸣赫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个帮忙的同学一起去翻看了包丽所有的网约车软件、外卖软件、淘宝软件，整理这些软件中所填写打车地址、外卖地址、两人共同的金钱支出、以及包丽购买的供二人共同生活所用的物品。

刘鸣赫解释，这些证据都有助于证明，他们二人并非简单的“情侣过周末”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同居关系。

虽然未必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包丽妈妈依旧觉得感动。她记得刘鸣赫白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到了半夜才能处理包丽的案子，“他跟我说，这就是证据”。

海豚项链

在医院，包丽妈妈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北医三院一片混乱，律师、记者、各种江湖媒体，还有神佛、道士、中医，甚至还有山东搞邪术的，社会上各路人马来来往往。

包丽妈妈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社会经验并不多。刚到医院时，她唯一的依靠是女儿的男友牟林翰。然而三天后，当她询问牟林翰，他们是不是吵架了的时候，牟林翰用手抓住她两边的肩膀，“瞪着好大一双眼睛”，说，你的女儿不自爱，你的女儿是个骗子，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

她感到害怕，意识到牟林翰不可信任，但她无法在明面上显现出来。一个月后，牟林翰再也没有来过医院。

此时陪伴着包丽妈妈的，是几个刚刚20岁出头的大四女学生，有包丽的初高中同学，也有大学同学。这几个女孩曾经从包丽口中听说过彼此，没想到最终交汇的点在医院。在那时，她们共同承担起了陪伴包丽妈妈、帮助她与社会各界人士（学校、医院、律师、记者）对接的责任。

“我们总是吃亏，然后在吃亏里寻找经验。一群还在上学的学生，要和一群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打交道。”包丽的大学好友利思琪这样形容当时的境遇。

我见到利思琪是在2023年7月，毕业典礼当天，次日一早，她就要搬离。逆光的黄昏，在一地大大小小箱子的阴影里，她给我讲包丽离开后，她做过的梦。

包丽入院已经一个礼拜，医院方面已经确认了脑死亡。利思琪梦到一个超现实的环境里——那是广东一带的早茶店，有很多老式的大圆桌，旁边有小推车推着烧麦——她们坐在大圆桌边，包丽对她说：“我的头好痛。”但她又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就是头好痛。最后包丽把她推上了一辆计程车，说：“你走吧，你不属于这里。”于是她与包丽说拜拜。醒来之后发现，包丽曾经送给她的海豚项链断了。她觉得包丽是在用这种方式与她告别。

利思琪与包丽都是港澳台留学生，因此总是在一起玩。她们一起去整牙，找同一个牙医，一起修光双（光华双学位），一起看电影。她很好笑，会模仿古天乐讲普通话，她们笑点很一致。她送过她很多东西，兔子玩偶，大房子小房子，海豚项链。有时候只是送她一颗草莓，她也会附上一张小纸条。大四毕业那年，利思琪参加拨穗仪式，走上红毯时，她也抱着包丽送她的兔子玩偶。

包丽在宾馆自杀的那天下午，牟林翰联系过她，要她与包丽的另一位好友一同在校内寻找。她们在未名湖边从五点找到八点，从还有天光，找到夜幕低垂。牟林翰告诉她，找到了。她问，需要我过去吗？牟林翰说，不用了，已经没事了。

她等来的不是没事，而是包丽脑死亡的消息。

李翠诗、黄铭瑶与包丽曾是初中时的“铁三角”，到了高中，也仍在一个学校。李翠诗手机中的许多密码，都是与三人有关的数字。初中的时候，她还会因为包丽与黄铭瑶关系更要好而吃醋，给两人专门写了一封控诉信。

11月初，在长期联系不上好友后，两人分别从广东和台北赶到了北京。牟林翰劝说她们不要去找包丽妈妈，称阿姨此时不想见任何人。两人没有包丽妈妈的联系方式，最终只能找到北大法学院。在北大，两人抱着一线希望，捡了三片银杏叶，想要等找到包丽以后，一人一片。

通过学校，她们联系上了包丽妈妈，银杏叶却再无法带入病房。她们立刻发现，包丽妈妈不像牟林翰所说的那样不想见任何人，她非常需要帮助。

舆论场

“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很快就出现了。包丽妈妈第一次报案后，兰和律师主动联系了包丽妈妈，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兰和律师的履历里写着：曾是一名调查记者，转行做了律师，打过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子，比如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的名誉权案。律师有许多种，兰和律师是其中的一种，他很看重社会舆论的帮助和影响。

利思琪记得，兰和律师当时的思路是：“先把证据搜集起来，看看有什么手段，可以直接引起大众的关注。”

2019年11月，兰和律师带来了他的朋友，《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柴会群。他们请包丽妈妈和当时帮忙的同学们一起吃饭，了解情况。2019年12月12日，这篇题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聊天记录》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舆论地震。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北大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室立即宣布取消牟林翰的支教保研资格。

包丽的好友们面对这篇报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篇报道将关注点放在了为什么一个北大高知女性会被男友操控、因为恋爱而走上不归路上，称之为一份“不寻常的恋爱样本”，又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学生会的黑箱操作，她们觉得这其中似乎隐约蕴含着对包丽的指责。作为好友，媒体的复杂性使她们感到刺痛。

“既然已经曝出去了，不能让大家一知半解。”她们决定干脆重新写一篇更详细的，让所有人知道错不在包丽。这篇新的事实梳理由李翠诗组织，大家合力整理、审稿。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载体，她们临时启用了高中班级的公众号“凯旋十二”。后来，这个号一直在关键时刻被拿出来使用，比如2021年2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的前夕。

“凯旋”，过去指的是高考的凯旋，在成为战斗檄文根据地以前，它的作用是给班里的同学发生日祝福推文。女孩们删光了所有推文，发出了这篇《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在合力新写的稿件中，女孩们放出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聊天截图，希望大家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牟林翰的精神控制上。

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

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

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拓展了PUA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使得它增添了“Gaslighting”（煤气灯操纵，即精神控制）的含义。直到几年后，社交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在说，从这件事之后自己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被“PUA”过。

2020年4月，兰和律师在自己的朋友圈披露了包丽离世的消息，他配了一张漂亮女孩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但是包丽的同学们知道，这张照片并不是包丽本人。

肢体暴力

在立案前后，利思琪曾配合警察进行了很多次问话，从燕园派出所，到海淀派出所，再后来到东莞，她能感受到，警方的关注重点在逐渐变化。

一开始，因为包丽妈妈报案时提供了牟林翰延误治疗的线索，所以警方的重点在于还原当天的时间线。那时，一些人曾觉得应该诉“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

到后期，警方询问的重点则更偏向牟林翰的肢体暴力行为，这也是诉讼方后期努力的重点之一。

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刑法应重视有形暴力、有形伤害，忽视精神暴力、精神伤害。这是因为在法律上，精神暴力的界定并不清晰。
但假如身体暴力的证据能被坐实，牟林翰要面对的刑期将未必只有三年零两个月。

2019年底，刘鸣赫带着同学们梳理了与肢体暴力相关的线索。比如，2019年5月14日，包丽在与一位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提到：“我总不能乖乖回去被他打吧”，7月11日，牟林翰说：“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这么突然会了呢？你扇的真使劲。”9月16日，牟林翰问：“我可以为了别的事打你吗？”

2019年5月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唯一一次正式承认：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2019年11月，当把手机还给包丽妈妈时，他将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直到2020年初，警方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才将这段聊天记录、连同被牟林翰删去的其他内容重新恢复。

对于聊天记录里提到的那次打人，牟林翰后来在庭上表述为“我挥了她的胳膊一下，很轻，她也没有伤”。对此，包丽妈妈一直愤愤不平，她认为牟林翰“是过了法考的”，他知道怎样说能使自己最大程度脱罪。
利思琪曾经两次听包丽说过牟林翰打她：一次扇她耳光，一次用两只手握住她的肩膀，将她用力往墙上推，把她的肩膀都抓淤青了，还用手拧她的手臂和腿。据此，她写了一份自述材料交给警方。
北大的本科生宿舍楼有一条幽暗的长廊，长廊的尽头，是一扇采光不怎么好的窗户。32楼走廊尽头的窗下，包丽和利思琪时常在那里蹲着说话，她们像所有闺中密友一样切切私语。在那里，利思琪曾经看见过包丽穿着一条长裙，大腿上有瘀伤。
但在那天，她问过包丽，你身上的伤是不是牟林翰打的？包丽说，不是，是我自己摔的。
“我不能说谎，”利思琪说，“一旦我的证言和其他任何人有出入，我的整个证言都会被作废。”她只能如实地将她与包丽的对话告知给警方。
利思琪后来才知道，自己也许是唯一一个有希望证明肢体暴力存在的人，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见过瘀伤的人。瘀伤很重要，它是烈度的证明。她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失败了。法律遵循了自己的准则，最后的判决书中写道：

“证人利某某、保某某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而且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综合在案证据，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她只能将所有精力放在陪伴包丽妈妈身上。每天一下课，利思琪就会去北医三院，陪阿姨见医生、买饭和买水果、打车，帮助阿姨和学院老师、和律师沟通，转达她的诉求。“如果阿姨觉得这个判决是适当的，我会很开心，如果阿姨觉得不合适，我也会继续帮她。”利思琪说。

虐待罪

因为觉得自己做律师年资尚浅，在成功立案后，刘鸣赫并没有真正代理这个案子，始终在帮助包丽妈妈的同学们也不支持由兰和律师来代理。谁来打、怎么打这个官司，依旧是一个难题。

2020年的6月9日，牟林翰被刑拘，6月24日，牟林翰被正式批准逮捕。9月，公安移交检察院。常铮律师是在这个阶段加入的，她是刘鸣赫实习时的带教律师，经手过刘汉刘维案、万里大造林案、e租宝案等一系列大案，刘鸣赫推荐了她。她是一位女律师，也是这个案子第一位正式的代理律师。

沿着虐待罪的思路走，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取证。换言之，牟林翰的所作所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重要的是将法理讲通。

此时牟林翰已被羁押，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笔录。常铮律师需要做的事是看卷宗，并从这些在案证据中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论证思路来。

根据常铮律师描述，一个关于虐待罪的完整论证是这样的：

首先要解决的仍是主体问题，也就是延续“共同生活”的思路，找出更多两人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细节，比如双方曾在春节期间去过对方家中、有过管对方父母叫“爸爸妈妈”的行为、两人曾多次讨论过结婚相关的话题，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其实都能成为判决时的关键证据。中关新园的宿舍登记表，也成为了法庭上的呈堂证供之一。

其次，要论证牟林翰的行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虐待罪是自诉罪名，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提起公诉。在本案中，包丽已经死亡，当然可以说造成了恶劣后果。

第三，要论证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包丽在自杀前的两个月，曾经在知乎上匿名发帖“真爱男友有处女情结、家暴倾向，我应该放弃吗”，就可以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明。

2021年2月，检察院以虐待罪对牟林翰提起公诉。

El estilo del abogado Chang Zheng es suave y claro, y sus ideas son muy «correctas». De hecho, antes de que se conocieran los resultados, el abogado Chang Zheng tampoco estaba seguro de si el delito de abuso era completamente válido. Consultó muchas interpretaciones judiciales y también preguntó a algunos expertos y académicos, quienes a menudo tenían diferentes actitudes, algunos apoyaban y otros no. «Existe cierta controversia», dijo en una entrevista. Esta declaración relativamente neutral y objetiva provocó la insatisfacción del abogado Wan Miaoyan.

Con respecto a las diferencias con el abogado Wan, el abogado Chang Zheng enfatizó que «esta es una cuestión de conocimiento legal».

Homicidio intencional

La abogada Wan Miaoyan es la que mencionamos al principio, que le dijo a la madre de Bao Li que «el delito de abuso puede ser sentenciado a la pena máxima». También es abogada, ha ejercido la defensa penal en Chengdu durante más de veinte años y ha representado durante mucho tiempo casos relacionados con los derechos de las mujeres y los niños.

La madre de Bao Li dijo que, en realidad, al principio, solo quería demandar por abuso, pero después de que la abogada Wan se lo recordara, se dio cuenta de que también existía la posibilidad de homicidio intencional.

En opinión de la abogada Wan, la pena por abuso es de dos a siete años, Mou Linhan debería ser sentenciado a siete años completos y debería demandar una acusación adicional de homicidio intencional, con múltiples delitos castigados simultáneamente. En junio de 2020, la madre de Bao Li buscó a la abogada Wan, porque sentía que estaba lejos en Chengdu, la abogada Wan no aceptó el encargo. A finales de año, vio informes sobre el progreso del caso y sintió que si no se unía, «sería demasiado tarde».

Se puede decir que, aunque existe controversia, el delito de abuso es la idea más cercana al consenso de los profesionales de la industria, y también coincide básicamente con la opinión de sentencia final del tribunal. Pero para esta idea, la evaluación de la abogada Wan Miaoyan es «demasiado mala».

Su lenguaje es muy característico, llama a Mou Linhan «Presidente» y a Bao Li «Ministra» (sus cargos en la asociación de estudiantes). Tan pronto como agregó su WeChat, me preguntó de manera proactiva: ¿Qué tipo de persona crees que es la Ministra? ¿Y el Presidente?

En el invierno de 2020, la abogada Wan fue a Beijing por primera vez por este caso, y un compatriota la invitó a cenar. Es de Chengdu y no está tan familiarizada con la geografía de Beijing. Tan pronto como salió del auto, vio la señal de la carretera de Zhongguancun East Road, e inmediatamente se sintió asustada, sabiendo que el lugar donde Bao Li se suicidó estaba cerca. Después de pasar por la calle Shibaojie, recordó que Mou Linhan estaba enredado con Bao Li sobre el tema de la virginidad, y Bao Li a veces cambiaba por la fuerza el tema y decía que habíamos comido algo en Shibaojie.

Leyó los documentos en el taxi y rápidamente formó un juicio intuitivo: Mou Linhan tenía problemas. Esto se basó en sus veinte años de experiencia en defensa penal.

«Leí los registros de chat ocho veces en total», me dijo la abogada Wan. «Todos han leído los registros de chat, pero nadie puede leerlos tantas veces».

Encontró muchas pistas ocultas. Por ejemplo, algunas pequeñas historias insinuantes que Mou Linhan enviaba a Bao Li de vez en cuando. El primer día del Año Nuevo Lunar de 2019, Mou Linhan envió a Bao Li una novela pornográfica, diciendo que era su lectura de iniciación sexual, y quería que Bao Li aprendiera a obedecer de ella. La abogada Wan fue especialmente a leer esta novela, «Me sentí asqueada y la terminé a pesar del asco».

El contenido de la novela en realidad completó la causa y el efecto de que Mou Linhan le pidiera a Bao Li que se tatuara «Soy el perro de Mou Linhan» en su cuerpo.

La novela trata sobre: Un capo de la droga de Hong Kong capturó a una policía, y las policías se convirtieron en esclavas sexuales, que obedecían a los capos como herramientas y se tatuaban en sus cuerpos «Soy una perra», y siempre que el capo lo deseara, se excitaban. El capo enviaba fotos de video de ellas como perros a la policía para provocar. Los policías varones fueron ordenados a rescatar a sus colegas femeninas, y fueron asesinados en tiroteos o capturados. Después de ser capturados, se apareaban con sus colegas femeninas en cualquier momento y en cualquier lugar según los deseos del capo. Los policías varones y mujeres capturados se convirtieron en herramientas para que los capos sobornaran a políticos de América del Sur y el Sudeste Asiático, o se prostituyeran en alta mar. O disfrutaban de esta vida pisoteada como perros, o se hundían en el dolor sin fin.

«La clave es que el capo no fue castigado por la ley», enfatizó la abogada Wan.

En agosto de 2019, cuando Bao Li decidió romper y regresar a su ciudad natal en Guangdong, Mou Linhan falsificó un informe de lavado gástrico para engañarla para que regresara. El último día de Bao Li en su ciudad natal, Mou Linhan le envió a Bao Li un artículo de una cuenta pública de WeChat, que hablaba de una estudiante de primaria, Miao Miao, a quien le gustaba el jefe de clase Xiao Yang, y ambos eran excelentes y hermosos, pero Miao Miao fue tocada por otros niños, por lo que sintió que no era pura y no era digna de Xiao Yang, por lo que tomó medicamentos y se suicidó.

El 18 de septiembre de 2019, Mou Linhan le hizo a Bao Li una pregunta del examen de derecho: Una persona atropelló a Zhang San con un automóvil, y esperaba que Zhang San tuviera este final. Luego huyó. ¿Esta persona es culpable de un delito de fuga por accidente de tráfico o de homicidio intencional?

En el tercer aniversario de su declaración de amor, Mou Linhan le envió a Bao Li un artículo, «Cómo las mujeres identifican la violencia en las relaciones íntimas». La abogada Wan dijo: «Ella todavía era muy tonta y preguntó por qué me lo enviaste. La gente (Mou Linhan) dijo: Guárdalo, lo necesitarás en el futuro».

Cuando los registros de chat se revisaron por segunda o tercera vez, la abogada Wan descubrió que cada paso de la coerción fue elegido por Mou Linhan: hacer que la Ministra dijera «Estoy dispuesto a ser tu amo» y luego «Estoy decidido a morir por ti», estos días fueron: el tercer aniversario de la declaración de amor, el tercer aniversario de tener relaciones sexuales, el tercer aniversario de prometerse para toda la vida, el 31 de diciembre, el día de Año Nuevo, el cumpleaños de Mou Linhan, la víspera de Año Nuevo, el primer día del Año Nuevo Lunar, el día anterior a que ella fuera a ver a sus padres, el Día de la Mujer, el Día de la Juventud, el día de sus exámenes de mitad de período, el día de sus exámenes finales y el día anterior a sus exámenes de derecho.

Mou Linhan dijo en el tribunal: Esta es su forma de amar a su novia.

Para constituir una incitación al suicidio, también debe haber una expresión clara de «exigir que mueras por mí». Las pocas que encontró la abogada Wan fueron, en los registros de chat del 8 de febrero de 2019, Mou Linhan le dijo a Bao Li: «Cuando estés dispuesto a morir por mí, te daré toda la responsabilidad»; en los registros de chat del 11 de junio de 2019, Mou Linhan le dijo a Bao Li: «¿No prometiste antes que te suicidarías si me dejabas? ¿Vas a ir? ¿Eh? ¿Lo prometiste?

«Insisto en que esto es asesinato», dijo la abogada Wan. «La ley no es lo suficientemente imaginativa para los delitos de control mental».

En el nivel de los hechos, también proporcionó a la madre de Bao Li algunas nuevas dudas:

La primera duda es la tarjeta de identificación. El día del incidente, el 9 de octubre de 2019, a las 18:18, Bao Li le envió a Mou Linhan el último mensaje de WeChat, «Lo más lamentable de esta vida es esto, te conocí, que eres brillante, pero yo soy una basura, mamá te pide perdón hoy». 10 minutos después, Mou Linhan, que se dio cuenta de que Bao Li tenía tendencias suicidas, llamó inmediatamente a la policía. Pero cuando la policía le pidió que proporcionara el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de Bao Li, dijo que no tenía tarjeta de identificación. Cuatro horas después, Mou Linhan encontró a Bao Li y la envió al Hospital Haidian con un amigo. En el hospital, un amigo fue a registrarse y descubrió que necesitaba el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de Bao Li, y le preguntó a Mou Linhan en WeChat, y en ese momento, Mou Linhan envió la foto de la tarjeta de identificación de Bao Li que guardaba en su teléfono a este amigo.

Es decir, Mou Linhan conocía el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de Bao Li, pero no se lo proporcionó a la policía a tiempo. Si la policía hubiera obtenido el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a las 18:28, teóricamente podría haber encontrado el hotel donde se alojaba Bao Li de inmediato y haber ganado tiempo para el rescate.

La propia explicación de Mou Linhan fue: No creía que la tarjeta de identificación fuera útil para la policía, y es posible que no haya información de registro para reservar un hotel en línea, y solo recordó que tenía una foto cuando llegó al hospital.

La segunda duda es el agua mineral: después de que Mou Linhan encontró a Bao Li en el hospital, inmediatamente le dio de beber una botella de agua mineral, tal vez su intención era inducir el vómito con agua para diluir la concentración del medicamento, pero en realidad esto aceleró la propagación del medicamento.

Mou Linhan dijo en el tribunal de primera instancia que el agua fue enseñada por un médico del departamento de emergencias del Hospital de la Amistad China-Japón cuando Bao Li tomó pastillas para dormir por primera vez el 30 de agosto y fue enviada al Hospital de la Amistad China-Japón para un lavado gástrico.

La abogada Wan dijo: «Consulté al departamento de emergencias del Hospital Huaxi, al departamento de emergencias del Hospital Popular de la provincia de Sichuan y al departamento de emergencias del Hospital Popular de la Universidad de Pekín, y los médicos estaban muy enojados y dijeron que ¿cómo podría ser enseñado así?»

Mou Linhan recibió el último mensaje de texto de Bao Li a las 18:18 y llamó a la policía a las 18:28. Su teléfono móvil y el teléfono móvil de Bao Li podían ubicarse entre sí. Mou Linhan dijo en el tribunal que, al principio, la ubicación del teléfono móvil no se podía abrir. Alrededor de las siete, ubicó la ubicación aproximada de Bao Li. Alrededor de las ocho, Mou Linhan llegó al edificio donde estaba Bao Li, y luego «miró lentamente el monitor durante dos horas» (palabras de la abogada Wan), durante las cuales la policía dijo que podía ayudar si era necesario, y Mou Linhan dijo que podía verificarlo por sí mismo.

Alrededor de las diez, ubicó el piso donde estaba Bao Li y subió a tocar la puerta con un amigo. A las 22:25, encontró la habitación donde estaba Bao Li, y en ese momento Bao Li aún podía pararse y abrir la puerta. Luego se quedó en la habitación del hotel durante 25 minutos, le dio agua a Bao Li, recibió dos llamadas de los maestros de trabajo estudiantil y una llamada de la policía. Le dijo al maestro de trabajo estudiantil «Está bien, estoy durmiendo», y le dijo a la policía que «realmente no hay autolesión ni comportamiento suicida». La policía preguntó si necesitaba ayuda, y Mou Linhan dijo que no.

A las 22:53, tomó un taxi y pagó 20 yuanes adicionales para enviar a Bao Li al Hospital Haidian, a 500 metros de distancia.

Para que yo experimentara intuitivamente lo que esto significaba, la abogada Wan me interrogó como una ametralladora:

Te pregunto, también has vivido en esta zona, ¿sabes dónde está el Palacio Zhongguancun?

Lo sé.

¿Sabes dónde está el Hospital Haidian?

Lo sé.

¿Sabes que la distancia entre ellos es de menos de 500 metros?

Lo sé.

Si te encuentras con esta situación, ¿cuál es tu primera reacción?

Enviar al médico.

Las instrucciones indican que el tiempo de inicio de este medicamento es de 4 a 6 horas, y este medicamento tiene cierta reputación en algunos grupos suicidas. Desde que Bao Li envió el mensaje de WeChat a las 18:18 hasta que Mou Linhan encontró a Bao Li a las 22:25, pasaron exactamente cuatro horas. La abogada Wan incluso sospechó que Mou Linhan sabía qué medicamento estaba tomando Bao Li, por lo que se demoró exactamente cuatro horas.

No se puede descartar una sospecha razonable

La abogada Wan siempre ha tenido una sutil culpa hacia la Facultad de Derecho de la Universidad de Pekín. Creía que los estudiantes y profesores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estaban todos atrapados en la teoría, «y no podían imaginar lo malos que pueden ser las personas». «Pueden haber estudiado más conocimientos de teoría legal que yo, pero no entienden la práctica. Solo hablar de teoría también es una paradoja, para mí, solo es una pérdida de tiempo», dijo la abogada Wan.

Antes de contactar a la abogada Wan, ya había discutido con muchos compañeros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pensando que ya tenía una comprensión y un juicio básicos de este asunto. Después de que apareció la abogada Wan, casi me convencieron. La posibilidad que planteó era tan peligrosa, pero no era imposible que existiera, solo pensarlo hacía que la gente sintiera frío.

«Un buen abogado tiene esta capacidad», me dijo el profesor Chen Bi de la Universidad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Derecho de China. «Los abogados elegirán su propia perspectiva, este es el primer paso del trabajo de un abogado. Si ya ha elegido la dirección, todo lo que ve es lo que la apoya. Con los mismos materiales, puedes escribir un drama romántico o una historia de asesinato, ¿no?»

Chen Bi dijo, pero esto no significa que cada prueba que proporcione sea digna de escrutinio.

La fuerza probatoria de la evidencia es uno de los problemas. En la ley, solo cuando la cadena de evidencia se fusiona y alcanza el grado de «evidencia realmente suficiente» y «excluye una sospecha razonable», podemos determinar que el acusado es culpable. De lo contrario, de acuerdo con el principio de «presunción de inocencia», Mou Linhan es inocente.

Pero la teoría general del derecho penal no le dice qué son los detalles de «realmente suficiente», ¿qué grado se considera «realmente suficiente»? Cuando la fuerza probatoria de la evidencia no es lo suficientemente clara, lo que se respeta es la persona, es decir, el juez presidente (o una persona de nivel superior que puede tomar la decisión) el resultado de la «convicción libre».

La abogada Wan cree que Mou Linhan tiene problemas basándose en su intuición y experiencia, y de hecho contó una historia. Pero independientemente de si hay sospechas de encubrimiento, Mou Linhan realizó acciones de rescate, llamó a la policía, buscó a alguien y envió al médico. En cuanto a no informar el número de identificación, engañar a los compañeros de cuarto, contarles a sus padres pero no a la madre de Bao Li, engañar a los maestros de trabajo estudiantil y a la policía, todo esto puede explicarse como confusión y contradicción en el comportamiento cuando temía que se descubrieran sus abusos pasados o cuando se vio afectado por un gran impacto.

Por supuesto, es posible que haya estado calculando y obligando ritualmente a una niña a morir por él; pero también es posible que, debido a un instinto maligno que él mismo no entendía, y en el caso de una extrema falta de empatía por su pareja, causara graves consecuencias que él mismo no esperaba.

Esta es la incapacidad de «excluir una sospecha razonable».

En la práctica judicial de nuestro país, la incitación al suicidio generalmente se trata como homicidio intencional. Pero si el comportamiento de Mou Linhan puede ser considerado como «incitación al suicidio» y «autor indirecto» (es decir, el asesino manipuló a la víctima para que se suicidara como una herramienta), existe un complejo juicio de relación causal en el derecho penal (aquí se involucran algunas teorías legales relativamente profundas). Chen Bi dijo que, de acuerdo con la experiencia judicial existente, es difícil que la situación de Mou Linhan cumpla con los requisitos de «incitación al suicidio» y «autor indirecto».

Desde otra perspectiva, un abogado radical es necesario. Presentar una solicitud superior a la esperada ayuda a los perjudicados a obtener más derechos.

La ley no es lo que imaginaba, algo horizontal y vertical, me di cuenta de esto por primera vez. Pensé que era muy rígida, y cada artículo podía corresponderse con alguna situación específica. Pero, de hecho, la ley es más como un suelo blando, y hay muchas lagunas en ella. La existencia de estas lagunas hace que la ley a veces sea insuficiente, y a veces más flexible, lo que permite a las personas tener espacio para luchar.

Cuando le pregunté a Liu Minghe sobre este problema, respondió: La ley es un suelo blando, pero necesita un cultivo cuidadoso. La razón por la que es blando es que puede ser construido. Partiendo de un punto, llegando a diferentes direcciones, cada explicación, cada argumentación, necesita una lógica muy exquisita e interconectada. Este camino puede asegurar que no se desvíe demasiado. Y detrás de estas explicaciones y cultivo, todavía son sus juicios morales, emociones y valores personales los que juegan un papel.

En julio de 2022, se celebró la primera audiencia. A pesar de sus diferentes personalidades, opiniones divergentes y algunas disputas, la abogada Wan y la abogada Chang Zheng todavía comparecieron como abogados y presentaron sus respectivos puntos de vista e ideas.

La primera instancia duró un total de 13 horas, y la madre de Bao Li, el propio Mou Linhan, los abogados de ambas partes y los testigos hablaron respectivamente.

Uno de los argumentos de la defensa es que la familia de Bao Li no carecía de su particularidad. En el pasado, provenía de una familia de ricos comerciantes en Guangdong, vivía sin preocupaciones y su madre rara vez se involucraba en la sociedad. Después de la universidad, su padre la dejó, y la base económica de la familia también se derrumbó, y su madre la consideraba su «única esperanza».

El trasfondo familiar especial de Bao Li, en cierta medida, debilitó la relación causal entre su suicidio y el comportamiento de Mou Linhan. La defensa creía que una discusión no era suficiente para que se suicidara, y Bao Li también tenía sus propias razones psicológicas no resueltas.

En el momento del juicio, el tribunal utilizó la teoría del aumento del riesgo para explicar la relación causal. Primero, Bao Li ya había intentado autolesionarse o suicidarse el 13 de junio de 2019 y el 30 de agosto, y el riesgo estaba aumentando; en segundo lugar, Mou Linhan fue el creador del riesgo de que Bao Li fuera extremadamente vulnerable mentalmente al suicidarse; en tercer lugar, como novio, Mou Linhan no cumplió con su responsabilidad de ayudar. El fallo decía:

«Mou Linhan ya ha podido reconocer claramente que Chen Moumou ya se encontraba en un estado de alto riesgo de vulnerabilidad mental, y debería haber prestado atención oportuna a la condición mental de Chen Moumou y haber tomado medidas efectivas para eliminar el estado de riesgo anterior a tiempo, para evitar que Chen Moumou reapareciera en situaciones extremas. Pero Mou Linhan hizo oídos sordos al estado de riesgo creado por él mismo, y todavía repetidamente acusó e insultó a Chen Moumou, lo que hizo que el estado de alto riesgo de vulnerabilidad mental de Chen Moumou se fortaleciera y se intensificara, y combinado con las palabras estimulantes del día del incidente, finalmente causó la trágica muerte de Chen Moumou por sobredosis».

Además, el tribunal apoyó la interpretación ampliada del sujeto del delito de abuso, señalando: «Con el rápido desarrollo y transformación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nuestro país, los profundos cambios y la creciente diversificación de las ideas y conceptos de la gente, en comparación con el inicio de la criminalización del delito de abuso, el entorno social ha sufrido profundos cambios».

El tribunal también confirmó que, en ausencia de pruebas de violencia física, el abuso mental también es suficiente para constituir abuso. Sin embargo, el tribunal no apoyó la prueba de violencia física ni apoyó el establecimiento del homicidio intencional.

En las 13 horas de la primera instancia, la madre de Bao Li solo estuvo en el tribunal durante más de una hora. Debido a que fue una acusación de la fiscalía, los familiares de la víctima solo pudieron comparecer ante el tribunal como testigos.

Para prolongar el tiempo de comparecencia de la madre de Bao Li, la abogada Wan propuso agregar una demanda civil. Con una demanda civil, la madre de Bao Li podría tener dos oportunidades de comparecer ante el tribunal.

En el tribunal de la demanda civil adjunta al caso penal, el tribunal ordenó a Mou Linhan que compensara a la madre de Bao Li por una pérdida económica de 730.000 yuanes.

La madre de Bao Li no necesitaba dinero, esperaba que Mou Linhan fuera sentenciado lo más severamente posible. Una pena de prisión de tres años y dos meses era inaceptable para la madre de Bao Li. Después de obtener los resultados de la sentencia de primera instancia, decidió inmediatamente solicitar una apelación.

En el sistema judicial de nuestro país, la acusación ya es una agencia de poder público (la fiscalía) para contrarrestar al tribunal y oponerse a otro sujeto privado, por lo que la ley tenderá a proteger los derechos del acusado como equilibrio. Como familiar de la víctima, la madre de Bao Li no tiene derecho a apelar, solo puede presentar una solicitud de apelación a la fiscalía.

La abogada Wan redactó una solicitud de apelación para la madre de Bao Li durante la noche, que decía: «Mou Linhan hizo que Bao Li se dirigiera paso a paso a la muerte como recompensa por este hecho, Mou Linhan no pudo hacer una defensa razonable en el tribunal, solo argumentó que esta era su forma de amar a su novia… La solicitante, la madre de Bao Li, no está de acuerdo con el delito de homicidio intencional cometido por el acusado Mou Linhan y la ligera sentencia por abuso, y solicita especialmente a la fiscalía que apele».

La fiscalía rechazó la solicitud de apelación de la madre de Bao Li. Poco después, Mou Linhan también apeló, solicitando que se revocara la sentencia de inocencia. Si el acusado apela, el tribunal debe realizar una segunda instancia.

La abogada Chang Zheng también insistió en su juicio legal, pero en la segunda instancia, también cumplió con la comparecencia de la abogada Wan.

La segunda instancia fue muy apresurada, porque Mou Linhan sería puesto en libertad condicional en agosto, y debía ser juzgado en julio. En el tiempo de segunda instancia original del tribunal, la abogada Wan no pudo comparecer ante el tribunal debido a una lesión en la pierna. Debido a que había dos abogados, siempre que la abogada Chang Zheng pudiera ir, el juicio podría comenzar. Para que la abogada Wan pudiera comparecer ante el tribunal, la abogada Chang Zheng rescindió activamente el acuerdo de representación con la madre de Bao Li.

La segunda instancia no cambió el resultado de la sentencia, y todo se mantuvo como estaba.

Huellas

Liu Weixi acaba de ver a la madre de Bao Li en junio. La tía vino a Beijing para escuchar los resultados de la sentencia, y algunos compañeros de clase familiares fueron a verla. En McDonald’s, en un instante, Liu Weixi de repente sintió que la madre de Bao Li la miraba a ellas como si: «Si mi hija todavía estuviera viva, debería ser como ustedes».

Liu Weixi es compañera de clase de Bao Li y solía vivir en la puerta de al lado del dormitorio de Bao Li. Después del incidente, fue a ayudar y participó en el trabajo de organización de pruebas dirigido por Liu Minghe, y el chat grupal de WeChat en ese momento sigue siendo su principal WeChat.

Ella y Bao Li no son similares en personalidad, y no se conocen bien. Antes del incidente, la impresión de Liu Weixi sobre Bao Li era «hermosa». Las chicas hermosas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se dividen en «año grande» y «año pequeño». «Ese año fue el año pequeño», dijo, «así que siempre sentí que ella era la chica más guapa de nuestro grado».

En 2019, el año en que Bao Li se suicidó, Liu Weixi también estaba en su último año de universidad. Afectada por este asunto, su tesis de graduación fue sobre la investigación de la penalidad de la participación en el comportamiento suicida (incitación al suicidio, ayuda a otros a suicidarse).

Este asunto incluso afectó la elección profesional de Liu Weixi. En el pasado, aunque estudiaba en la Facultad de Derecho, nunca había pensado en convertirse en abogada. «Sentí que la agresividad era demasiado fuerte», dijo. «Pero luego descubrí que las personas todavía tienen que tener sus propias actitudes y posiciones, y defender sus propias actitudes y posiciones».

En 2022, después de graduarse Liu Weixi, se unió a un bufete de abogados y se convirtió en abogada.

«No esperaba que después de cuatro años, todavía nos afectara este asunto, y todavía lo estamos discutiendo», dijo.

Tres meses después de que terminara la segunda instancia, la abogada Wan todavía no estaba satisfecha con la sentencia final, y reenvió en su círculo de amigos un caso de suicidio de «ayuda remota» a otros: «Si Bao Li se hubiera encontrado con este fiscal y juez, el delito de homicidio intencional de Mou Linhan podría haber sido investigado».

Para este caso, el mundo académico todavía está en constante controversia, discutiendo si su naturaleza es razonable, si la sentencia es razonable o analizando los avances legales. La mayoría de la gente está de acuerdo, y también hay algunas personas que siguen presentando diferentes puntos de vista.

Chen Bi mencionó: Hay una teoría general en el derecho penal, que es el punto de vista más autorizado y ampliamente reconocido. Pero la teoría general no es necesariamente la más avanzada en términos de valores, y, naturalmente, hay varias escuelas que desafían la teoría general. Si hay más casos de este tipo con avances, es probable que se cambie la teoría general.

A finales de 2023, este caso fue nominado para los «Diez casos principales de 2023 para promover el estado de derecho en la nueva era» organizado por el Tribunal Popular Supremo y la Oficina General de Radio y Televisión de China, y actualmente se encuentra en la etapa de votación. Si es seleccionado, este caso tendrá un efecto de promoción más amplio en temas como las relaciones de convivencia amorosa, la violencia doméstica similar y el abuso mental.

Quema de almacenes

Si Mou Linhan tenía la intención subjetiva de que Bao Li se suicidara, es casi imposible de probar legalmente, pero el problema no se puede discutir solo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legal.

Leí una novela llamada «Quema de almacenes»: Un hombre rico tiene un pasatiempo especial, que es quemar esos invernaderos de plástico abandonados, verter gasolina, arrojar fósforos y luego mirar en silencio desde la distancia con binoculares, quemando aproximadamente uno cada dos meses. Y nadie se preocupa por los almacenes quemados.

Para la persona que quema el almacén, el proceso de autodestrucción de la mujer es como un incendio, que es un espectáculo.

En 2019, Mou Linhan dijo una vez: «Soy un hombre tradicional de Shandong», lo que causó una gran controversia. Al principio, el foco de la discusión siempre se centró en la controversia sobre el complejo de virginidad.

Ya cuando «Triumph Twelve» publicó el primer borrador, ya habían aclarado la lógica implícita de Mou Linhan: «1. Usar varias excusas para degradar e insultar a Bao Li, y repetirlo constantemente, creando una posición desigual para ambas partes… El llamado complejo de virginidad no es más que un crimen añadido; 2. Creer que Bao Li debe usar medios extremos para demostrar su amor por él; 3. Controlar todos los aspectos de la vida de Bao Li, incluyendo la socialización, el dinero e incluso los movimientos diarios».

La abogada Wan también mencionó que esto no tiene nada que ver con el complejo de virginidad.

En la madrugada del 1 de enero de 2019, Mou Linhan le dijo repentinamente a Bao Li que se inspiró en una amiga del sexo opuesto y se dio cuenta de que la primera vez de una niña era muy importante, «Este es un riesgo simbólico, dijo que después el sexo sería más casual», y de repente pareció haber recibido algún tipo de indicación, y a partir de este día, Mou Linhan comenzó a enredarse repetidamente en este tema, exigiendo constantemente a Bao Li que lo compensara.

La abogada Wan mencionó otra declaración de Mou Linhan, quien admitió que en noviembre de 2018, su ex novia lo había buscado para reconciliarse, y dijo que dudaba mucho y ya lo había considerado. Le dijo a Bao Li que en ese momento ya sabía que no eras virgen, estaba muy enredado, y luego pensé que lo olvidara, de hecho, no me importaba mucho este asunto, solo porque me mentiste una y otra vez, lo saqué una y otra vez, esto involucra un problema de confianza.

Dijo que ya lo había considerado, pero luego dijo que en realidad no le importaba. La abogada Wan cree que esto demuestra precisamente que todas las tácticas son sus herramientas, y el tema del complejo de virginidad no es más que una herramienta.

Otra herramienta puede ser el «engaño», «me engañaste». El «engaño» que dijo Mou Linhan se refiere a cuando Bao Li fue interrogada repetidamente sobre los detalles de sus relaciones íntimas pasadas, y Bao Li fue ambigua con él. Entonces Mou Linhan movilizó algunos recursos y recuperó directamente los registros de chat del teléfono móvil que Bao Li había eliminado, así como los registros de apertura de habitaciones.

Li Siqi dijo que Mou Linhan definió el problema de la virginidad como «el único problema entre nosotros». Su declaración es: Todo es muy adecuado entre nosotros, solo falta esto. Siempre que puedas resolver el nudo en mi corazón, me casaré contigo. Y la forma de compensación es, menospreciarse y dejarse controlar.

Esto explica por qué Bao Li tuvo dificultades para escapar. Antes de esto, había estado en contacto con algunas chicas con una mentalidad similar, que considerarían si pueden manejar bien los problemas en las relaciones como una manifestación de su propia capacidad. Bao Li quería resolver este «único problema», y Mou Linhan le estableció una expectativa y un camino.

Mou Linhan diría que Bao Li está gorda, aunque en ese momento pesaba menos de 90 libras. Seis meses antes del incidente, Bao Li se sometió a una cirugía de doble párpado. En 2017, también fue con Li Siqi a corregir sus dientes, pero Li Siqi sintió que, más tarde, cuando se sometió a una cirugía de doble párpado, su mentalidad ya no era la misma que cuando fueron a corregir sus dientes juntos.

Mou Linhán siempre se peleaba con Bao Li en la víspera de los exámenes, que suele ser el momento de mayor estrés mental, y Mou Linhán se peleaba toda la noche. A veces, Mou Linhán obligaba a Bao Li a faltar a clase para jugar con él, y si no lo hacía, se enfadaba mucho.

En el tribunal, Mou Linhán gritó a la madre de Bao Li: Tía, no les creas, todos quieren hacerme daño. Señalando al abogado, le dijo: No creas al abogado. Le prometí a Bao Li que te mantendría en el futuro. ¿Crees que quiero hacer esto? En el futuro, también quiero llamarte mamá.

La madre de Bao Li se sintió muy enfadada, sintiendo que él «no tenía ninguna intención de arrepentirse».

«Todas las percepciones externas son inadecuadas», dijo el abogado Wan.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se han desviado, todos se centran en PUA».

Para Mou Linhán, la comprensión del abogado Wan es la de una personalidad antisocial de alto funcionamiento. Vio morir a Bao Li, «como una madrastra, que no puede soportar al hijastro o a la hijastra, que no puede soportar a tu hijo, y al final, en una noche de tormenta de nieve, echa al niño, y el niño muere de frío y hambre. Sabía claramente que si echaba al niño, ella moriría, pero aún así lo hizo».

«Bao Li es realmente estúpida», dijo el abogado Wan. «La gente está jugando con una presa, y ella pensó que era amor, eso es todo». Pero el abogado Wan añadió: «Ella no es estúpida, es una niña normal, una chica normal».

Bao Li no es una chica ingenua, ni tiene el cerebro del amor, insiste Li Siqi. Ha tenido muchas expresiones sobrias.

Cuando Mou Linhán le enfatizó a Bao Li que ella había dedicado «lo mejor» a otra persona, Bao Li dijo, lo mejor de mí es mi futuro.

Cuando Mou Linhán interfirió en su vida, Bao Li preguntó: «¿Qué estás buscando en mí, a una persona que te guste o a una persona que te obedezca?»

Cuando Mou Linhán le preguntó: «¿Es tan importante la dignidad, la independencia de las chicas?», Bao Li respondió: «Es muy importante. Es la base de mi supervivencia».

Cuando Mou Linhán dijo «(Tú) me hiciste entender la añoranza, la dulzura, la preocupación», Bao Li preguntó: «¿De verdad crees que tus sentimientos son amor?»

En mayo de 2019, Mou Linhán golpeó a Bao Li. Bao Li propuso romper: «Eras todo mi ideal, pero eso era sólo porque encajaba con mis expectativas excesivas de felicidad, para mí los puños (expresión) y la felicidad nunca pueden coexistir».

«Normal», estoy muy agradecido al abogado Wan por haber propuesto esta palabra. El pensamiento de una persona normal es que sólo si te amo, espero que me ames. El pensamiento de una persona anormal es: No te amo, pero tienes que amarme. Una vez que empiezas a juzgar a los demás por ti mismo, es difícil escapar de la trampa, y sólo puedes ser atrapado en una lógica anormal: es porque te amo que no puedo controlarme.

Creo que la única posibilidad de escapar es obtener conocimientos profesionales. Necesitas una voz autorizada que te diga, cómo se llaman estas personas, cómo se llaman estos comportamientos, cuál es su verdadera lógica de comportamiento, y si alguna vez ha habido un atisbo de amor en sus corazones desolados.

Es una pena que en 2019, este tipo de discusión en línea fuera muy escasa.

Después de la sentencia de primera instancia, a pesar de que sólo quedaban dos meses de pena de prisión, Mou Linhán apeló, y la apelación fue escrita con una prosa elegante:

«Solicito que se revoque la sentencia. El trato íntimo entre las parejas inevitablemente conlleva críticas y malentendidos. Los conflictos y las disputas tienen diferentes orígenes, y los gritos y los insultos son moralmente aceptables, y mucho menos legales. Hice todo lo posible por amarla, nunca pensé en hacerle daño de verdad, y nunca hice nada fuera de lugar. Los conflictos entre los dos se originaron en muchos giros y vueltas. Aunque las disputas orales contienen emociones negativas, también expresan preocupación y amor, y son más un proceso de adaptación entre las parejas. Sería demasiado duro juzgarlo por esto.»

Tengo dos cosas que no entiendo: Primero, ¿debería la ley intervenir fácilmente en los sentimientos y juzgar el amor? En segundo lugar, ¿cómo se pelean las parejas enamoradas sin insultarse ni criticarse? ¿Es ilegal pelearse? ¿Cómo pelear sin infringir la ley? ¿Con qué frecuencia y por qué razones no es ilegal pelearse?

Además, la condena de este caso tiene tres inconvenientes: Primero, este caso no está claro, esta sentencia ayuda a buscar atención y presionar a todas las partes a través de la ciber-violencia, y a la larga, la pluma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superará el martillo judicial; Segundo, ayuda a la tendencia equivocada de «el suicidio está justificado»; Un joven, que lleva sobre sus hombros 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la nación, la sociedad, la familia y él mismo, se comporta de forma arbitraria y abandona su vida, y ahora el poder judicial culpa a los demás, este es un gran error de valores, ¿quién sabe cuántos años durará el veneno? Tercero, destruye la esperanza de vida de un joven. Espero que se reflexione, se luche por la racionalidad social, se luche por la dignidad del estado de derecho y se luche por la luz de la juventud.»

Lo sentimos, te perdimos

En el hospital, la amiga del instituto Huang Mingyao cogió el teléfono móvil de Bao Li y encontró muchos borradores en sus notas, todos ellos eran las bendiciones que editaba para todos en los festivales y cumpleaños de sus amigos. Entre ellos, un borrador de 2014, la última frase es «Tu existencia es el mejor regalo en mi vida adolescente», Huang Mingyao se dio cuenta de que esto era lo que Bao Li le había dicho en el instituto.

El 19 de diciembre de 2019, poco después de la publicación del informe de Southern Weekend, cuatro compañeros de clase de la Facultad de Derecho fueron juntos al Hospital Tercero de la Universidad de Pekín para visitar a Bao Li. El tiempo total de visita cada día era de sólo media hora, y tenían que entrar por turnos, y cada persona podía entrar durante menos de diez minutos.

La escena que vieron es algo que todos no pueden olvidar. Según el recuerdo de algunos compañeros, ella ya no podía reconocer su aspecto original en ese momento. Debido a la presión, el líquido en su cuerpo fluía de vuelta a su cabeza, por lo que su cabeza era más grande de lo normal, y su cara estaba hinchada. Y sus brazos, piernas y cuello no tenían carne, todos estaban demacrados. Su madre la maquillaba y le hacía coletas todos los días, «para que se viera mejor».

Chen Tainan escribió en su diario: «Nunca olvidaré el 19 de diciembre de 2019».

«Dudé un poco antes de estar segura de que era ella. Parecía una porcelana pegada a la fuerza, y ya no se podía ver su aspecto anterior. Agachada delante de ella, ante mis ojos estaban sus uñas pintadas de rojo brillante, entre sus dedos delgados y atrofiados, que eran de color rojo oscuro, rojo brillante, púrpura, marrón amarillento, marrón, pliegues, extensiones, yendo y viniendo con las líneas. Llevaba un uniforme de paciente a rayas azules y blancas, y sus brazos sólo llenaban un tercio de la manga, su pecho se ondulaba visiblemente bajo la presión de la máquina, y su cráneo se hinchaba con fuerza. Su madre la había maquillado, sus cejas estaban curvadas, la línea marrón del lápiz de cejas caía hacia la parte posterior de su cerebro, y su pelo estaba trenzado en dos trenzas, que se extendían a ambos lados. Si se utilizara el color para expresar el marchitamiento de la vida, no sería blanco, sino amarillo, una piel amarilla cerosa que mareaba, como la piel de un tambor».

En mayo y junio de 2020, Xiao Ren todavía soñaba con frecuencia que todos estaban juntos en la segunda clase en el aula de la especialidad, y Bao Li estaba sentada entre ellos, y todo parecía no haber cambiado, pero su aspecto se había convertido en la imagen de ella acostada en el hospital al final.

La muerte legal de Bao Li ocurrió al día siguiente de su 23 cumpleaños. El 10 de abril de 2020, su madre le celebró su cumpleaños en el hospital, y luego lloró durante mucho tiempo a la puerta del hospital. A la mañana siguiente, el hospital llamó para decirle que Bao Li se había ido.

Su madre se arrepintió mucho. Sintió que debía haber llorado demasiado tiempo, y que su hija lo había oído, por lo que se fue antes, para que no tuviera que seguir sufriendo.

Pocas personas se dieron cuenta de que la salud mental de Bao Li tenía problemas. Como se ha dicho antes, durante más de un año de relación con Mou Linhán, Bao Li no vivía en su dormitorio original, lo que dificultaba que sus amigos se dieran cuenta de la anomalía. Incluso alguien tan cercano como Li Siqi no pensó que las cosas hubieran llegado a este punto.

Li Siqi se sintió muy culpable: Si me hubiera dado cuenta de que su estado mental no era bueno en ese momento, si se lo hubiera dicho a su madre cuando me di cuenta de que no era bueno, incluso si se lo hubiera dicho a los profesores de la universidad. Si hubiera insistido en ir a verla ese día, al menos podría haber habido una tercera persona en el hotel, de lo contrario, lo que ocurrió en el hotel más tarde no se habría vuelto tan poco fiable.

El hecho es que una chica que parecía casi perfecta, que se exigía mucho a sí misma y que rara vez se abría realmente a los demás, se marchó de este mundo sola, sin pedir ayuda a nadie.

En el invierno de 2019, cuando este incidente fue finalmente expuesto oficialmente por Southern Weekend, el auditorio del centenario de la Universidad de Pekín estaba proyectando un festival de cine de la UE. Este festival de cine fue muy popular ese año, y Liu Weixi y yo fuimos a verlo.

Liu Weixi dijo que ese invierno, fue a ver a Ken Loach en «Lo siento, te perdimos». En realidad, no se enteró de esto cuando se publicó el informe, pero cuando vio esta película, siempre pensó en Bao Li, por el título de la película.

Lo siento, te perdi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