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接続｜罪名 – 自由档案馆

不是每一种恶都有罪名。

2023年6月15日，“北大包丽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犯虐待罪，刑期三年零两个月。由于牟林翰自2020年6月起已经被羁押，羁押时长可抵扣刑期，因此，在宣判的时刻，牟林翰还剩下两个月的刑期要服。2023年8月8日，牟林翰刑满释放。

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案子。四年过去，也许不少人也已经渐渐淡忘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的女生包丽（化名）在宾馆服药自杀。其后，她的妈妈与朋友发现，包丽在自杀前曾遭到男友牟林翰接近一年的精神虐待。牟林翰以包丽不是处女为由，对她进行高密度的辱骂行为，又向她提出：“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切除输卵管，带回来给我”、“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等要求。

在ICU躺了168天后，包丽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这是她23岁生日后的第二天。

我们出生在同一年，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这所学校里有过无数我们的轨迹曾经交叠的痕迹。2018年，包丽担任文艺部部长时操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我去听过。也是2018年，我见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牟林翰，至今，牟的微信号仍然存在于我的朋友圈列表中。

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四年过去，在那些同学聚会里，我们仍然谈起她，使用她真正的名字。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她可以成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她。如果她还活着，是否她也会处在我所停留的各种空间里？

今年6月宣判后，我联系到了她的母亲、律师、好友、同学，还原了从案发当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案子尘埃落定的完整过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首先需要立案，立案后可以展开侦查。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警方可以刑拘，并在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若证据足够，检察院可以决定起诉，若证据不足，则可以退回公安进行补充侦查。补侦一次一个月，总共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接着是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宣判。后来因为牟林翰上诉，还有二审。

每一环节都不顺利。报案报了两次才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两次补侦的机会都被用尽了。一审延期，宣判又延期。

人们感到愤怒，希望将牟林翰绳之以法。包丽的老师、同学都来自北大法学院，这件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切肤之痛，但是他们明白，由于没有人能确定，牟林翰是否在主观上就希望包丽死亡，也没有人能确认，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百分百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在法理上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

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

“心里很烦。判决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了。我的律师都告诉我，可以判到顶格的。”2023年6月，一审刚刚宣判，联系到包丽妈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判决书里写道：被告人牟林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故本院综合考虑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

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

“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

最开始，对于牟林翰能否被定罪，法学院的同学们的态度并不乐观。

小任是包丽的同院同学，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10月，包丽服药自杀的头一个月，牟林翰还常常在医院出现。他去医院探望，有一天晚饭前后，四下无人，牟林翰忽然问他：你也是法学院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被判刑？

“其实我不是那一刻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小任说。同学自杀后，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责任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跑进了脑海里。只是那时，他只知道包丽的自杀可能与她的男朋友牟林翰有关，而其中具体的关联还并未浮现。

犹豫再三，他对牟林翰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不构成犯罪。

同样的问题，牟林翰问过不止一个人。包丽一位好友亲眼所见，仍是在医院里，牟林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我在法律上不会负有任何责任。

一位代理律师也提到，牟林翰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就说过：我已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了，这件事，“民事上有争议，刑事上无责任”。

2019年年底的新年晚会，整个法学院都处在压抑的气氛里。在那场晚会上，学生们总共写了200多张心形便利贴，交到包丽妈妈手上。便利贴上写着“早日康复”“、早日醒来”、“等你回来”。但是，包丽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

据同学们说，法学院的老师们专门成立过一个微信群聊，希望能帮上忙。他们也曾计划在学院里组织讨论会，讲女生们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中保护自己。

尽管如此，当一位学生找到一位很受尊敬的刑法学教授，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专家意见时，这位教授并没有答应。

“我们当然希望判下来，”一位法学院同学说，“你在情绪上很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该死，但是你理性上知道，根据现行法律判不了故意杀人罪。你也会听到院里的老师们讨论这个事情，知道老师们也在为这个事努力，但有时候，情况也挺复杂的。”

“复杂”指的是：法律必须用证据说话，而证据不一定充足。对法律进行一点微小的突破，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对未来的其他案件造成错误的影响。

直到2021年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家，提起公诉后的无罪率是很低的”。

案件最初的难点在于罪名确定，在结果正式浮现之前，应该按什么策略起诉、什么罪名可能成立，都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位诉讼代理律师也没能完全统一意见。

可能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罪名包括“虐待罪”、“故意杀人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每项罪名的诉讼难点如下：

故意杀人罪：需要证明牟林翰在包丽的死亡中，起到了“教唆自杀”的作用。也需要证明包丽自杀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是基于他的主观故意。

故意伤害罪：局限在被害人受到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不算。

过失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案发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导致了包丽的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的刑期相近。如果只是出于家属希望被告人能多被判几年的朴素心愿，二者其实效果相差不大。

虐待罪：虐待罪在法律上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叫作“主体不适格”，因为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是“家庭成员”，而牟林翰与包丽并无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分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本案证据充分的只有精神暴力，而身体暴力的证据不够充足。如果只存在精神暴力，虐待罪能否构成也会有一定争议。

侮辱罪：通常指公开的侮辱，要求造成被害人名誉的下降。另外，侮辱罪是自诉罪名，不是公诉罪名。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名能与牟林翰的所作所为清晰对应。

“共同生活”

包丽妈妈总共报过两次案。第一次是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19日。第一次报案时，包丽妈妈只想搞清楚女儿自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时事态完全不明朗，没有证据指向其他可能性，警方无法立案。

2019年11月7日，牟林翰回到内蒙古支教，包丽妈妈从警方处取回包丽的手机，她看到了自己完全未曾想到的内容（后来她发现牟林翰删去了其中一些）。很快，她第二次报案。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只能写出一份缺乏具体事实陈述的报案材料，立案仍有难度。

刘鸣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2级的学长，比包丽高四级。事发时，他已经毕业，在律所工作，有同学牵线搭桥，找到他帮忙。

在一家咖啡馆里，刘鸣赫与包丽妈妈见了一面，他主动向包丽妈妈提出，自己不需要任何酬劳。“源于一种义愤”，他形容自己介入这个案子的原因。

刘鸣赫最早确定下了虐待罪的思路，并成功地使这件事立案了。

几项罪名里，虐待罪或许是离得最近的，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不适格”——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是“家庭成员”，指夫妻或三代以内的近亲，而他们只是一对学生情侣，并无婚姻关系。

为了寻求思路上的帮助，刘鸣赫回到母校，见了北大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马忆南教授是婚姻家庭法方向的专家，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她给刘鸣赫提供了许多启发。

在马忆南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讨论的突破口叫作“共同生活”，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前言部分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
这两部法律文件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畴划定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也就是说，“共同生活人员”，可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
但是，虐待罪是刑法中的罪名，《反家暴法》支持这种主体上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刑法领域同样支持？
刘鸣赫说，事实上，刑法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干预，是家长保护主义，因此，实务界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获得学界的支持。

只能说，在各条路都无法走通时，这是一线突破的光亮。基于此，马忆南教授给出的重要建议是，要尽可能去寻找能支持两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生活的意愿的证据，比如，他们是否在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他们是否共享一些生活资料？

牟林翰与包丽是2018年8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学期开学后，包丽申请了一个与日本留学生合作的语伴项目，搬去了位于中关新园的留学生公寓。不同于本科生宿舍，中关新园有单人间，条件要好很多，牟林翰搬去与她同住。据包丽的大学好友回忆，两个人很用心地布置他们共同的小空间。

2019年3月后，中关新园的公寓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牟林翰无法进入，包丽就搬到了牟林翰家中，直到七个月后包丽自杀。在他们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确实一直保持着“共同生活”的关系。

拜访完马忆南教授后，刘鸣赫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个帮忙的同学一起去翻看了包丽所有的网约车软件、外卖软件、淘宝软件，整理这些软件中所填写打车地址、外卖地址、两人共同的金钱支出、以及包丽购买的供二人共同生活所用的物品。

刘鸣赫解释，这些证据都有助于证明，他们二人并非简单的“情侣过周末”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同居关系。

虽然未必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包丽妈妈依旧觉得感动。她记得刘鸣赫白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到了半夜才能处理包丽的案子，“他跟我说，这就是证据”。

海豚项链

在医院，包丽妈妈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北医三院一片混乱，律师、记者、各种江湖媒体，还有神佛、道士、中医，甚至还有山东搞邪术的，社会上各路人马来来往往。

包丽妈妈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社会经验并不多。刚到医院时，她唯一的依靠是女儿的男友牟林翰。然而三天后，当她询问牟林翰，他们是不是吵架了的时候，牟林翰用手抓住她两边的肩膀，“瞪着好大一双眼睛”，说，你的女儿不自爱，你的女儿是个骗子，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

她感到害怕，意识到牟林翰不可信任，但她无法在明面上显现出来。一个月后，牟林翰再也没有来过医院。

此时陪伴着包丽妈妈的，是几个刚刚20岁出头的大四女学生，有包丽的初高中同学，也有大学同学。这几个女孩曾经从包丽口中听说过彼此，没想到最终交汇的点在医院。在那时，她们共同承担起了陪伴包丽妈妈、帮助她与社会各界人士（学校、医院、律师、记者）对接的责任。

“我们总是吃亏，然后在吃亏里寻找经验。一群还在上学的学生，要和一群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打交道。”包丽的大学好友利思琪这样形容当时的境遇。

我见到利思琪是在2023年7月，毕业典礼当天，次日一早，她就要搬离。逆光的黄昏，在一地大大小小箱子的阴影里，她给我讲包丽离开后，她做过的梦。

包丽入院已经一个礼拜，医院方面已经确认了脑死亡。利思琪梦到一个超现实的环境里——那是广东一带的早茶店，有很多老式的大圆桌，旁边有小推车推着烧麦——她们坐在大圆桌边，包丽对她说：“我的头好痛。”但她又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就是头好痛。最后包丽把她推上了一辆计程车，说：“你走吧，你不属于这里。”于是她与包丽说拜拜。醒来之后发现，包丽曾经送给她的海豚项链断了。她觉得包丽是在用这种方式与她告别。

利思琪与包丽都是港澳台留学生，因此总是在一起玩。她们一起去整牙，找同一个牙医，一起修光双（光华双学位），一起看电影。她很好笑，会模仿古天乐讲普通话，她们笑点很一致。她送过她很多东西，兔子玩偶，大房子小房子，海豚项链。有时候只是送她一颗草莓，她也会附上一张小纸条。大四毕业那年，利思琪参加拨穗仪式，走上红毯时，她也抱着包丽送她的兔子玩偶。

包丽在宾馆自杀的那天下午，牟林翰联系过她，要她与包丽的另一位好友一同在校内寻找。她们在未名湖边从五点找到八点，从还有天光，找到夜幕低垂。牟林翰告诉她，找到了。她问，需要我过去吗？牟林翰说，不用了，已经没事了。

她等来的不是没事，而是包丽脑死亡的消息。

李翠诗、黄铭瑶与包丽曾是初中时的“铁三角”，到了高中，也仍在一个学校。李翠诗手机中的许多密码，都是与三人有关的数字。初中的时候，她还会因为包丽与黄铭瑶关系更要好而吃醋，给两人专门写了一封控诉信。

11月初，在长期联系不上好友后，两人分别从广东和台北赶到了北京。牟林翰劝说她们不要去找包丽妈妈，称阿姨此时不想见任何人。两人没有包丽妈妈的联系方式，最终只能找到北大法学院。在北大，两人抱着一线希望，捡了三片银杏叶，想要等找到包丽以后，一人一片。

通过学校，她们联系上了包丽妈妈，银杏叶却再无法带入病房。她们立刻发现，包丽妈妈不像牟林翰所说的那样不想见任何人，她非常需要帮助。

舆论场

“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很快就出现了。包丽妈妈第一次报案后，兰和律师主动联系了包丽妈妈，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兰和律师的履历里写着：曾是一名调查记者，转行做了律师，打过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子，比如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的名誉权案。律师有许多种，兰和律师是其中的一种，他很看重社会舆论的帮助和影响。

利思琪记得，兰和律师当时的思路是：“先把证据搜集起来，看看有什么手段，可以直接引起大众的关注。”

2019年11月，兰和律师带来了他的朋友，《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柴会群。他们请包丽妈妈和当时帮忙的同学们一起吃饭，了解情况。2019年12月12日，这篇题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聊天记录》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舆论地震。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北大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室立即宣布取消牟林翰的支教保研资格。

包丽的好友们面对这篇报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篇报道将关注点放在了为什么一个北大高知女性会被男友操控、因为恋爱而走上不归路上，称之为一份“不寻常的恋爱样本”，又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学生会的黑箱操作，她们觉得这其中似乎隐约蕴含着对包丽的指责。作为好友，媒体的复杂性使她们感到刺痛。

“既然已经曝出去了，不能让大家一知半解。”她们决定干脆重新写一篇更详细的，让所有人知道错不在包丽。这篇新的事实梳理由李翠诗组织，大家合力整理、审稿。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载体，她们临时启用了高中班级的公众号“凯旋十二”。后来，这个号一直在关键时刻被拿出来使用，比如2021年2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的前夕。

“凯旋”，过去指的是高考的凯旋，在成为战斗檄文根据地以前，它的作用是给班里的同学发生日祝福推文。女孩们删光了所有推文，发出了这篇《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在合力新写的稿件中，女孩们放出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聊天截图，希望大家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牟林翰的精神控制上。

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

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

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拓展了PUA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使得它增添了“Gaslighting”（煤气灯操纵，即精神控制）的含义。直到几年后，社交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在说，从这件事之后自己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被“PUA”过。

2020年4月，兰和律师在自己的朋友圈披露了包丽离世的消息，他配了一张漂亮女孩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但是包丽的同学们知道，这张照片并不是包丽本人。

肢体暴力

在立案前后，利思琪曾配合警察进行了很多次问话，从燕园派出所，到海淀派出所，再后来到东莞，她能感受到，警方的关注重点在逐渐变化。

一开始，因为包丽妈妈报案时提供了牟林翰延误治疗的线索，所以警方的重点在于还原当天的时间线。那时，一些人曾觉得应该诉“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

到后期，警方询问的重点则更偏向牟林翰的肢体暴力行为，这也是诉讼方后期努力的重点之一。

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刑法应重视有形暴力、有形伤害，忽视精神暴力、精神伤害。这是因为在法律上，精神暴力的界定并不清晰。
但假如身体暴力的证据能被坐实，牟林翰要面对的刑期将未必只有三年零两个月。

2019年底，刘鸣赫带着同学们梳理了与肢体暴力相关的线索。比如，2019年5月14日，包丽在与一位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提到：“我总不能乖乖回去被他打吧”，7月11日，牟林翰说：“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这么突然会了呢？你扇的真使劲。”9月16日，牟林翰问：“我可以为了别的事打你吗？”

2019年5月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唯一一次正式承认：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2019年11月，当把手机还给包丽妈妈时，他将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直到2020年初，警方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才将这段聊天记录、连同被牟林翰删去的其他内容重新恢复。

对于聊天记录里提到的那次打人，牟林翰后来在庭上表述为“我挥了她的胳膊一下，很轻，她也没有伤”。对此，包丽妈妈一直愤愤不平，她认为牟林翰“是过了法考的”，他知道怎样说能使自己最大程度脱罪。
利思琪曾经两次听包丽说过牟林翰打她：一次扇她耳光，一次用两只手握住她的肩膀，将她用力往墙上推，把她的肩膀都抓淤青了，还用手拧她的手臂和腿。据此，她写了一份自述材料交给警方。
北大的本科生宿舍楼有一条幽暗的长廊，长廊的尽头，是一扇采光不怎么好的窗户。32楼走廊尽头的窗下，包丽和利思琪时常在那里蹲着说话，她们像所有闺中密友一样切切私语。在那里，利思琪曾经看见过包丽穿着一条长裙，大腿上有瘀伤。
但在那天，她问过包丽，你身上的伤是不是牟林翰打的？包丽说，不是，是我自己摔的。
“我不能说谎，”利思琪说，“一旦我的证言和其他任何人有出入，我的整个证言都会被作废。”她只能如实地将她与包丽的对话告知给警方。
利思琪后来才知道，自己也许是唯一一个有希望证明肢体暴力存在的人，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见过瘀伤的人。瘀伤很重要，它是烈度的证明。她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失败了。法律遵循了自己的准则，最后的判决书中写道：

“证人利某某、保某某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而且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综合在案证据，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她只能将所有精力放在陪伴包丽妈妈身上。每天一下课，利思琪就会去北医三院，陪阿姨见医生、买饭和买水果、打车，帮助阿姨和学院老师、和律师沟通，转达她的诉求。“如果阿姨觉得这个判决是适当的，我会很开心，如果阿姨觉得不合适，我也会继续帮她。”利思琪说。

虐待罪

因为觉得自己做律师年资尚浅，在成功立案后，刘鸣赫并没有真正代理这个案子，始终在帮助包丽妈妈的同学们也不支持由兰和律师来代理。谁来打、怎么打这个官司，依旧是一个难题。

2020年的6月9日，牟林翰被刑拘，6月24日，牟林翰被正式批准逮捕。9月，公安移交检察院。常铮律师是在这个阶段加入的，她是刘鸣赫实习时的带教律师，经手过刘汉刘维案、万里大造林案、e租宝案等一系列大案，刘鸣赫推荐了她。她是一位女律师，也是这个案子第一位正式的代理律师。

沿着虐待罪的思路走，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取证。换言之，牟林翰的所作所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重要的是将法理讲通。

此时牟林翰已被羁押，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笔录。常铮律师需要做的事是看卷宗，并从这些在案证据中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论证思路来。

根据常铮律师描述，一个关于虐待罪的完整论证是这样的：

首先要解决的仍是主体问题，也就是延续“共同生活”的思路，找出更多两人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细节，比如双方曾在春节期间去过对方家中、有过管对方父母叫“爸爸妈妈”的行为、两人曾多次讨论过结婚相关的话题，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其实都能成为判决时的关键证据。中关新园的宿舍登记表，也成为了法庭上的呈堂证供之一。

其次，要论证牟林翰的行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虐待罪是自诉罪名，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提起公诉。在本案中，包丽已经死亡，当然可以说造成了恶劣后果。

第三，要论证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包丽在自杀前的两个月，曾经在知乎上匿名发帖“真爱男友有处女情结、家暴倾向，我应该放弃吗”，就可以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明。

2021年2月，检察院以虐待罪对牟林翰提起公诉。

常铮弁護士のスタイルは穏やかで明確で、考え方は非常に「正しい」です。実際、虐待罪が完全に成立するかどうかについて、結果が出る前に、常铮弁護士も確信が持てませんでした。彼女は多くの司法解釈を調べ、専門家や学者にも尋ねましたが、これらの専門家や学者は意見が分かれ、支持する人もいれば、支持しない人もいました。「一定の議論がある」と、彼女はインタビューでそう言っていました。この比較的中立的で客観的な表現は、万淼焱弁護士の不満を招きました。

万弁護士との意見の相違について、常铮弁護士は「これは法律認識の問題です」と強調しました。

故意殺人罪

万淼焱弁護士は、私たちが冒頭で言及した、包麗の母親に「虐待罪は最高刑に処せら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伝えた弁護士です。彼女もまた女性弁護士であり、成都で20年以上刑事弁護をしており、長年にわたり女性と児童の権利に関する事件を代理しています。

包麗の母親は、実は最初は虐待罪だけを訴えたかったのですが、万弁護士の注意喚起により、故意殺人罪の可能性にも気づいたと言います。

万弁護士の考えでは、虐待罪の刑期は2年から7年であり、牟林翰は7年を満期で判決を受けるべきであり、故意殺人罪をもう一つ訴え、複数の罪を併合して処罰されるべきです。2020年6月、包麗の母親は万弁護士に相談しましたが、自分が成都に遠く離れているため、万弁護士は委任を受けませんでした。年末になり、彼女は事件の進展に関する報道を見て、もし自分が参加しなければ、「手遅れになる」と感じました。

議論はあるものの、虐待罪は業界関係者のコンセンサスに最も近い考え方であり、裁判所が最終的に出した判決意見とも基本的には一致していると言えます。しかし、この考え方について、万淼焱弁護士の評価は「ひどすぎる」です。

彼女の言葉には特徴があり、彼女は牟林翰を「議長」、包麗を「部長」（彼らはそれぞれ学生会で務めていた役職）と呼んでいます。彼女のWeChatを登録した直後、彼女は私に、あなたが知っている部長はどんな人ですか？議長は？と尋ねました。

2020年の冬、万弁護士はこの事件のために初めて北京に行き、郷里の人に食事に招待されました。彼女は成都の人なので、北京の地形にはあまり詳しくありません。車を降りるとすぐに、彼女は中関村東路の道路標識を見て、すぐに心の中で凛とし、包麗が自殺した場所がこの近くにあることを知りました。食宝街を通り抜けると、彼女は牟林翰が処女の問題を包麗と議論していたとき、包麗が時々話題をそらして、私たちは食宝街で何を食べたとか言っ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ました。

彼女はタクシーの中で巻物を読んで、すぐに直感的な判断をしました。牟林翰には問題がある。これは彼女の20年の刑事弁護経験に基づいています。

「私は最初から最後までチャット記録を8回見ました」と万弁護士は私に言いました。「チャット記録は誰もが見ましたが、誰もこんなに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彼女は多くの隠された手がかりを見つけました。例えば、牟林翰が時々包麗に送っていた、暗示的な小さな物語です。2019年の旧正月の元旦、牟林翰は包麗にポルノ小説を送り、彼の性的な啓蒙の読み物だと言い、包麗にそこからどのように従うかを学ぶように言いました。万弁護士はわざわざこの小説を読みに行き、「私は本当に嫌悪感を抱き、嫌悪感を我慢して読み終えました」と言いました。

小説の内容は、牟林翰が包麗に自分の体に「私は牟林翰の犬」と書くように要求したことの前因後果を補完しています。

この小説はこう語っています。香港の麻薬王が女性警察官を捕獲し、女性警察官は性奴隷となり、彼女たちは道具のように麻薬王の命令に従い、体に「私は雌犬」と刺青を入れ、麻薬王が望む限り、いつでも発情します。麻薬王は彼女たちを犬のように扱ったビデオ写真を警察に送りつけて挑発します。男性警察官は女性同僚を救出するために派遣され、銃撃戦で殺されるか、捕獲されます。捕獲後、彼らは麻薬王の意向に従い、いつでもどこでも女性同僚と交配します。捕獲された男女警察官は、麻薬王が南米や東南アジア各地の要人に賄賂を贈るための道具となり、あるいは公海上で売春を行います。彼らは犬のように踏みにじられた人生を享受するか、苦痛に沈み、永遠に抜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重要なのは、麻薬王が法律の制裁を全く受けていないことです」と万弁護士は強調しました。

2019年8月、包麗が別れて広東省の実家に帰る決意をしたとき、牟林翰は胃洗浄の伝票を偽造して彼女を騙して連れ戻しました。包麗が実家にいた最後の日、牟林翰は包麗にWeChatの公式アカウントの記事を送り、小学校の女生徒苗苗がクラス委員の小楊が好きで、二人はどちらも優秀で美しかったが、苗苗は他の男子に触られたため、自分は純潔ではなく小楊にふさわしくないと感じ、薬を飲んで自殺したという話でした。

2019年9月18日、牟林翰は包麗に法考の問題を尋ねました。ある人が車を運転して張三を轢き殺し、彼は張三がそのような結果に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た。そして彼は逃走した。この人は交通死亡事故逃走罪ですか、それとも故意殺人罪ですか？

彼らの相互告白の3ヶ月記念日、牟林翰は包麗に記事を送りました。「親密な関係における暴力を女性がどのように認識するか」。万弁護士は、「彼女はまだとても馬鹿で、なぜ私に送ったのかと尋ねました。彼（牟林翰）は言いました：しまっておきなさい、後であなたに役立つでしょう。」

チャット記録を2、3回目にめくったとき、万弁護士は、すべてのステップの強要が、牟林翰が選んだ日であることを発見しました。部長に「私はあなたのために死ぬことをいとわない」と言わせるまでの日は、告白3ヶ月記念日、性交3ヶ月記念日、永遠の約束3ヶ月記念日、12月31日、元旦、牟林翰の誕生日、大晦日、旧正月の元旦、彼女が彼の両親に会う前日、婦人デー、青年デー、彼女の中間試験の日、彼女の期末試験の日、彼女が法考を受験する前日、彼女の入学試験の日でした。

牟林翰は法廷で言いました。これは彼がガールフレンドを愛する方法です。

教唆自殺を構成するには、「あなたのために死んでほしい」という明確な言語表現も必要です。万弁護士が見つけたのは、2019年2月8日のチャット記録で、牟林翰が包麗に「あなたが私のため死ぬことをいとわないとき、私はあなたにすべての責任を与える」と言ったこと、2019年6月11日のチャット記録で、牟林翰が包麗に「あなたは以前、私がいなくなったら死ぬと約束し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行きますか？え？それはあなたが約束したことですよね？」と言ったことでした。

「私はこれが殺人だと主張します」と万弁護士は言いました。「精神的支配犯罪に対する法律は、想像力が足りません。」

事実レベルでも、彼女は包麗の母親にいくつかの新たな疑念を提供しました。

最初の疑念は身分証明書です。事件が起きたのは2019年10月9日、午後18時18分、包麗は牟林翰に最後のWeChatを送りました。「この人生で最も残念なことは、あなたのような輝かしい人に会えたのに、私はゴミだったことです。お母さん、今日はあなたに謝罪します」。10分後、包麗に自殺願望が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牟林翰はすぐに警察に通報しました。しかし、警察が包麗の身分証明書番号を提供するように要求したとき、彼は、自分は身分証明書を持っていないと言いました。4時間後、牟林翰は包麗を見つけ、友人と一緒に彼女を海淀病院に送りました。病院で、友人が登録に行き、包麗の身分証明書番号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に気づき、WeChatで牟林翰に尋ねると、このとき、牟林翰は自分の携帯電話に保存されている包麗の身分証明書の写真をこの友人に送信しました。

つまり、牟林翰は包麗の身分証明書番号を知っていたのに、警察にタイムリーに提供しませんでした。もし警察が18時28分に身分証明書番号を入手していれば、理論的にはすぐに包麗が宿泊しているホテルを調べることができ、救命時間を確保できたはずです。

牟林翰自身の説明は次のとおりです。彼は身分証明書が警察に役立つとは思わず、オンラインでホテルを予約しても登録情報があるとは限らず、病院に行って初めて写真があることに気づきました。

2番目の疑念は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です。牟林翰は病院で包麗を見つけた後、すぐに彼女に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を1本飲ませました。彼の本意は、水を飲ませて吐かせ、薬物の濃度を薄めること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実際にはこれが薬物の拡散を加速させました。

牟林翰は一審法廷で、水を飲ませたのは8月30日に包麗が初めて睡眠薬を飲み、中日友好病院に胃洗浄に送られたとき、中日友好病院救急科の医師が教えたことだと述べました。

万弁護士は言いました。「私は華西病院救急科、四川省人民病院救急科、北京大学人民病院救急科に尋ねましたが、医師たちは皆怒っており、そんな教え方をするはずが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牟林翰が包麗の最後のメッセージを受け取ったのは18時18分、警察に通報したのは18時28分です。彼の携帯電話と包麗の携帯電話は相互に位置を特定することができ、牟林翰は法廷で、最初は携帯電話の位置情報がずっと開けなかったと述べました。7時頃になって、彼は包麗のおおよその位置を特定しました。8時頃、牟林翰は包麗がいる建物に到着し、彼は階下で「ゆっくりと2時間監視カメラを見ていました」（万弁護士の言葉）、その間、民警は必要であれば支援できると述べましたが、牟林翰は自分で確認できると言いました。

10時頃、彼は包麗がいる階を特定し、友人と一緒に上階に上がり、ドアをノックしました。22時25分、彼は包麗がいる部屋を見つけ、このとき包麗はまだ立ってドアを開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その後、彼はホテルの部屋に25分間滞在し、包麗に水を飲ませ、2人の学工の先生と1人の民警からの電話を受け、彼は学工の先生に「大丈夫です、寝ています」と言い、民警に「確かに自傷行為や自殺行為はありません」と伝え、民警は支援が必要かどうか尋ねましたが、牟林翰は必要ないと答えました。

22時53分、彼はタクシーを1台呼び、20元を追加料金で、包麗を500メートル先の海淀病院に送りました。

私が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を直感的に理解できるように、万弁護士は次々と私に質問しました。

あなたもこの辺りで生活した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が、中関村公館がどこにあるか知っていますか？

知っています。

海淀病院がどこにあるか知っていますか？

知っています。

それらの間の距離が500メートル未満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知っています。

もしあなたがこのような状況に遭遇したら、あなたの最初の反応は何ですか？

病院に送る。

説明書によると、この薬の発症時間は4〜6時間であり、この薬はいくつかの自殺グループで評判があります。18時18分に包麗がWeChatを送信してから、22時25分に牟林翰が包麗を見つけるまで、ちょうど4時間です。万弁護士は、牟林翰が包麗が何を飲んだのかを知っていたため、ちょうど4時間遅らせ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え疑っています。

合理的な疑いを排除できない

万弁護士は北京大学法学院に対して常に微妙な非難の気持ちを抱いています。彼女は、法学院の学生や先生は皆、理論に陥っており、「人がどれほど悪いか想像でき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彼らは私よりも多くの法学理論知識を学んで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彼らは実務を知らないのです。理論だけを語るのは矛盾であり、私にとっては時間の無駄です」と万弁護士は言いました。

万弁護士に連絡する前に、私はすでに多くの法学院の学生と議論し、この件について基本的な理解と判断を得たと思っていました。万弁護士が現れた後、私はほとんど説得されそうになりました。彼女が提示したこの可能性は非常に危険ですが、存在しないわけではなく、ただ考えるだけで、人に寒気を感じさせます。

「良い弁護士にはそのような能力があります」と中国政法大学の陳碧教授は私に言いました。「弁護士は自分の視点を選択します。これは弁護士の仕事の第一歩です。もし彼女がすでに方向性を選んでいるなら、彼女が見ているのはすべて彼女を支持するものです。同じ素材で、あなたはロマンスドラマを書くことも、殺人事件を書くこともできますよね？」

陳碧は、だからといって、彼女が提供したすべての証拠が精査に耐えるわけではないと言いました。

証拠の証明力は、その中の1つの問題です。法律上、証拠の連鎖が相互に結合し、「証拠が確かに十分」で「合理的な疑いを排除」する程度に達した場合にのみ、私たちは被告に有罪と認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うでなければ、「無罪推定」の原則に基づき、牟林翰は無罪です。

しかし、刑法の通説は、「確かに十分」な細則が何であるか、どの程度が「確かに十分」に達したと見なされるかを教えていません。証拠の証明力が明確でない場合、尊重されるのは人、つまり主審判事（またはより上位の決定権者）の「自由心証」の結果です。

万弁護士が牟林翰に問題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のは、彼女の直感と経験に基づいています。彼女は確かに物語を円滑に語りました。しかし、隠蔽しようとしている疑いがあるかどうかに関わらず、牟林翰は救助行為を行い、彼は警察に通報し、人を探し、病院に送りました。身分証明書番号を報告しないこと、ルームメイトを誤解させること、自分の両親に伝え包麗の母親に伝えないこと、学工の先生と民警を欺くことは、彼が過去の虐待行為が発覚する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たとき、または大きな衝撃を受けたときに、行動の混乱と矛盾として説明できます。

彼はもちろん、計画的に、儀式的に、ある少女に自分のために死ぬように強要した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しかし、彼が自分自身も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悪質な本能から、自分のパートナーに対する共感が極度に欠如している状況で、彼自身も予期していなかった深刻な結果を招いた可能性もあります。

これが「合理的な疑いを排除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中国の司法実践では、教唆自殺は通常、故意殺人罪として扱われます。しかし、牟林翰の行為が「教唆自殺」、「間接正犯」（つまり、犯人が死者を道具として操り、自分自身を殺害させた）と認定できるかどうかは、刑法上、複雑な因果関係の判断が存在します（これには、ある程度洗練された法理が関係します）。陳碧は、現在の司法経験によれば、牟林翰の状況は「教唆自殺」、「間接正犯」の構成要件を満たすことは難しいと述べています。

別の角度から見ると、過激な弁護士は必要です。予想以上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は、被害者の権利をより多く獲得するのに役立ちます。

法律は、私が想像していたような、水平垂直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初めてこのことに気づきました。私はそれが非常に硬いもので、各条項が何らかの具体的な状況に対応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しかし実際には、法律はより柔らかい土壌のようで、その間に多くの隙間があります。これらの隙間の存在は、法律が時には力不足になり、時にはより柔軟になり、人々が争う余地を与えます。

私が劉鳴赫にこの問題を尋ねたとき、彼は答えました。法律は柔らかい土壌ですが、それは精巧な耕作が必要です。柔らかい理由は、それが構築できるからです。ある点から出発し、異なる方向に到達するには、すべての説明、すべての論証が非常に美しく、互いに連動する論理を必要とします。この経路は、それが遠く離れないことを保証できます。そして、これらの説明と耕作の背後には、依然としてあなたの個人的な道徳的判断、感情、価値観が作用しています。

2022年7月、一審が開廷しました。性格が異なり、意見が対立し、いくつかの議論がありましたが、万弁護士と常铮弁護士は依然として代理人弁護士として共同で出廷し、それぞれの観点とアイデアを述べました。

一審は合計13時間続き、包麗の母親、牟林翰本人、双方の弁護士、証人がそれぞれ発言しました。

弁護側の論点の1つは、包麗の家庭にはその特殊性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彼女は過去に広東省の富豪の家庭に生まれ、衣食住に困らず、母親は社会にほとんど関与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大学に入学後、父親が彼女を離れ、家庭の経済基盤も崩壊し、母親は彼女を自分の「唯一の希望」と見なしていました。

包麗の特殊な家庭環境は、ある程度、彼女の自殺と牟林翰の行為との間の因果関係を弱めました。弁護側は、口論だけでは彼女を自殺させるには不十分であり、包麗自身にも未解決の心理的な原因があったと主張しました。

判決の際、裁判所はリスク上昇理論を用いて因果関係を説明しました。その1つは、包麗がすでに2019年6月13日、8月30日に2度自傷行為または自殺を試みており、リスクが上昇していること、2つ目は、牟林翰は包麗が自殺する際に精神的に極度に脆弱であるというリスクの創出者であること、3つ目は、ボーイフレンドとして、牟林翰は扶助責任を果たさなかったことです。判決書には次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ます。

「牟林翰はすでに陳某某が精神的に脆弱な高リスク状態にあることを明確に認識しており、彼は陳某某の精神状態にタイムリーに注意を払い、有効な措置を講じて上記のリスク状態をタイムリーに解消し、陳某某が再び極端な状況に陥るのを防ぐべきでした。しかし、牟林翰は彼が自ら作り出したリスク状態を無視し、依然として繰り返し陳某某を非難し、罵倒し、陳某某の精神的に脆弱な高リスク状態を強化、エスカレートさせ、事件当日の刺激的な言葉と組み合わさり、最終的に陳某某が薬を飲んで自殺するという悲劇を招きました。」

さらに、裁判所は虐待罪の主体の拡大解釈を支持し、「中国の経済社会の急速な発展と転換に伴い、大衆の思想観念の深い変遷とますます多様化が進み、虐待罪が入刑した当初と比較して、社会環境は深い変化を遂げました」と指摘しました。

裁判所はまた、身体的暴力の証拠が不十分な場合、精神的虐待も同様に虐待を構成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を肯定しました。しかし、裁判所は身体的暴力の証明を支持せず、故意殺人罪の成立も支持しませんでした。

一審の13時間の中で、包麗の母親が法廷にいた時間はわずか1時間余りでした。検察院の公訴であるため、被害者の親族は証人として法廷で発言することしか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包麗の母親の法廷時間を延長するために、万弁護士は、民事訴訟をもう1つ追加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ました。民事訴訟があれば、包麗の母親は2回法廷に立つ機会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刑事付帯民事訴訟の法廷で、裁判所は牟林翰に包麗の母親に経済的損失73万元を賠償することを命じました。

包麗の母親はお金を必要としておらず、牟林翰が重く処罰され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ました。3年と2ヶ月の刑期は、包麗の母親にとっては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ものでした。一審判決の結果を受け取った後、彼女はすぐに控訴を申請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ました。

中国の司法体系では、公訴はすでに強力な公権力機関（検察院）が裁判所と対抗し、別の私的主体と対抗しているため、法律は被告人の権利をより保護する傾向があり、これをバランスとしています。被害者の家族として、包麗の母親には控訴権がなく、検察院に控訴申請を提起することしかできません。

万弁護士は夜通し包麗の母親の控訴申請書を起草し、申請書には次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ました。「牟林翰は段階的に包麗を死をもって報いる方向に導いたこの事実、牟林翰は法廷で合理的な弁明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ず、これは彼がガールフレンドを愛する方法だと主張するだけでした…申請人である包麗の母親は、被告人牟林翰が犯した故意殺人罪が追及されなかったこと、および虐待罪の量刑が軽すぎることに不服であり、特別に検察機関に控訴を申請します。」

検察院は包麗の母親の控訴申請を却下しました。まもなく、牟林翰も上訴し、無罪判決を求めました。被告人が上訴した場合、裁判所は二審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常铮弁護士も法律上の判断を堅持しましたが、二審では、彼女も万弁護士の出廷を成就させました。

二審の時間は非常に急いでおり、牟林翰は8月に刑期満了で釈放されるため、7月に審理を終え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でした。裁判所が予定していた二審の時間に、万弁護士は足の怪我のため、出廷できませんでした。2人の代理人弁護士がいるため、常铮弁護士が出廷できれば、裁判を開くことができます。万弁護士が出廷できるように、常铮弁護士は自ら包麗の母親との代理契約を解除しました。

二審では判決結果は変わらず、すべて原判が維持されました。

印記

劉維希は6月に包麗の母親に会いました。おばさんは北京に判決結果を聞きに来て、何人かの知り合いの学生と一緒に彼女に会いに行き、マクドナルドで、劉維希は突然、包麗の母親が彼女たちを見ている様子がまるで「もし私の娘が生きていたら、あなたたちと同じだったでしょう」と感じました。

劉維希は包麗の同級生で、過去には包麗の寮の向かいに住んでいました。事件後、彼女は手伝いに行き、劉鳴赫が主導する証拠整理作業に参加し、当時のWeChatグループチャットは今でも彼女のWeChatのトップに固定されています。

彼女は包麗とは性格が似ておらず、彼女たちは親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事件前、劉維希の包麗に対する印象は「美しい」であり、法学院の美しい女の子は「大年」と「小年」に分けられ、「私たちの年は小年でした」と彼女は言いました。「だから私はずっと、彼女は私たちの学年で最も美しい女の子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2019年、包麗が自殺した年、劉維希も大学4年生でした。この事件の影響を受け、彼女の卒業論文は自殺行為への参加（教唆自殺、他人の自殺幇助）の可罰性研究でした。

この事件は、劉維希の職業選択にさえ影響を与えました。過去には、法学院に通っ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彼女は弁護士になろう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私は攻撃性が強すぎると思います」と彼女は言いました。「しかし、後で、人は自分の態度と立場を持ち、自分の態度と立場を擁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気づきました。」

2022年、劉維希は卒業後、法律事務所に入社し、弁護士になりました。

「4年が経ち、私たちはまだこの事件の影響を受けており、私たちはまだそれを議論してい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と彼女は言いました。

二審終了の3ヶ月後、万弁護士は最終判決にまだ不満で、彼女はWeChatモーメントで「空中助力」他人の自殺の事例を転送しました。「もし包麗がこのような検察官と裁判官に会っていたら、牟林翰の故意殺人罪は追及できたでしょう。」

この事件について、学界では依然として議論が続いており、その性格付けが合理的か、量刑が合理的か、または法律上の突破口を分析しています。多くの人が支持的な態度をとっており、少数の人が常に異なる意見を提起しています。

陳碧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ます。刑法には通説があり、つまり最も権威があり、最も広く認められている見解です。しかし、通説が必ずしも価値観において最も進んでいるとは限らず、当然、さまざまな学派が通説に挑戦し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突破的な性質を持つ事件が増えれば、通説を変え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

2023年末、この事件は最高人民法院と中国中央テレビ総局が主催する「新時代における法治プロセスの推進2023年度十大事件」に選出され、現在投票段階にあります。もし選出されれば、この事件は恋愛同棲関係、類家庭内暴力、精神的虐待などの議題に対して、より広範な推進作用をもたらすでしょう。

焼倉房

牟林翰に包麗を自殺させる主観的な故意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は、法律上ほとんど証明できませんが、問題は法律の側面からのみ議論でき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焼倉房」という小説を読みました。ある裕福な男性は、廃プラスチック温室を燃やし、ガソリンを注ぎ、マッチを投げ、遠くから双眼鏡で静かに鑑賞するという特別な趣味を持っており、約2ヶ月ごとに1つ燃やします。そして、燃やされた倉房は、誰も気にしません。

焼倉房の人にとって、女性の自己破壊の過程は火災のようで、一種の景観です。

2019年、牟林翰は「私は伝統的な山東の男です」と言い、一時は大きな騒ぎになりました。当初、議論の焦点は常に処女信仰の論争に集中していました。

「凱旋十二」が最初の原稿を発表したとき、彼らはすでに牟林翰の隠れた論理を明確に整理していました。「1、さまざまな口実を使って包麗を貶め、侮辱し、繰り返し、双方の不平等な地位を作り出す…いわゆる処女信仰は、ただの罪を着せるためのものです。2、包麗は極端な方法で彼への愛を証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ている。3、包麗の生活のあらゆる側面、社交、お金、さらには日常の行動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

万弁護士も、この事件は処女信仰とは関係がないと述べました。

2019年1月1日の未明、牟林翰は突然包麗に、彼は異性の友人から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受け、女の子の初めて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と言いました。「これは象徴的なリスクであり、彼女はその後、性交がもっと自由になると言いました」と彼はまるで突然ある種のヒントを得たかのようで、この日から、牟林翰はこの話題について繰り返し執拗に絡み合い、包麗に彼への補償を求め続けました。

万弁護士は牟林翰の別の表現について言及し、彼は2018年11月に、彼の元ガールフレンドが彼に復縁を求めてきたことを認め、彼は非常に躊躇し、すでに検討したと言いました。彼は包麗に言いました。その時、私はあなたが処女ではない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ので、私は非常に悩んでいましたが、後で私はまあいいやと思いました。実際、私はこのことをあまり気にかけ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ただ、あなたが私を何度も欺いたので、私は何度もそれを取り出して言いました。これは信頼の問題に関係しています。

彼はすでに検討したと言いましたが、彼は実際にはそれほど気にしていないと言いました。万弁護士は、これはまさに、すべての話術が彼のツールであり、処女信仰の話題もまたツール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もう1つのツールは「欺瞞」かもしれません。「あなたは私を欺いた」。牟林翰が言う「欺瞞」とは、包麗の過去の親密な関係の詳細を繰り返し尋ねたとき、包麗が彼に対して曖昧だったことを指します。そこで牟林翰は、包麗が削除した携帯電話のチャット記録や、部屋の予約記録を直接取得するために、いくつかのリソースを利用しました。

利思琪は、牟林翰が処女の問題を「私たちの間の唯一の問題」と定義したと言いました。彼の表現は次のとおりです。私たちの間ではすべてが非常に適していますが、これだけが足りません。あなたが私の心のしこりを解決できる限り、私はあなたと結婚します。そして、補償の方法は、自らを軽蔑し、彼に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ることです。

これは、包麗が脱出するのが難しい理由を説明しています。これ以前に、私は同様の心境を持つ何人かの女の子と接触したことがあり、彼女たちは感情の問題を適切に処理できるかどうかを、自分の能力の表れと見なしていました。包麗はこの「唯一の問題」を解決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牟林翰は彼女のために期待と道筋を確立しました。

牟林翰は包麗が太っていると言いますが、彼女はその時90斤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事件の6ヶ月前、包麗は二重まぶたの埋没法を受けました。2017年、彼女はまた利思琪と一緒に歯列矯正に行きましたが、利思琪は、その後彼女が二重まぶたの手術を受けたとき、彼女の心境は、彼女たちが一緒に歯列矯正に行ったときと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たと感じています。

牟林翰はいつも試験前夜に包麗と喧嘩する——これは通常、精神的ストレスが最も大きい時であり、牟林翰は一晩中喧嘩する。時には、牟林翰は包麗に授業をサボって一緒にゲームをするように強要し、もし一緒に遊ばなければ、彼は激怒する。

法廷で、牟林翰は包麗の母親に向かって大声で叫び、こう言った。「おばさん、彼らを信じないでください。彼らは私を陥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弁護士を指して彼女に言った。「弁護士を信じ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包麗に、将来あなたを扶養すると約束しました。あなたもそう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か？将来、あなたをママと呼び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包麗の母親はとても怒り、彼は「全く反省の色がない」と感じた。

「外部のすべての認識は、不十分です。」万弁護士は言った。「メディアの方向性はすべてずれており、PUAに注目しています。」

牟林翰について、万弁護士の理解は高機能反社会的人格である。彼は包麗が死ぬのを見ていた。「まるで継母のように、継子や継娘、あなたのお子さんを見慣れず、最終的に雪の降る夜に子供を追い出し、子供は凍死した。彼は明らかに、子供を追い出せば、彼女は必ず死ぬと知っていたが、それでも追い出した。」

「包麗は本当に愚かだった」と万弁護士は言った。「人々は獲物を弄んでいるのに、彼女はそれが愛だと思っていた、それだけだ。」しかし、万弁護士はさらに付け加えた。「彼女は愚かではなく、彼女は普通の子供、普通の女の子だった。」

包麗は愚かな白砂糖でも、恋愛脳でもない、と利思琪は主張した。彼女は非常に多くの明確な表現をしたことがある。

牟林翰が包麗に、彼女が「最も美しいもの」を他の人に捧げたと強調したとき、包麗は言った、私の最も美しいものは私の将来です。

牟林翰が彼女の生活に干渉したとき、包麗は尋ねた。「あなたは私から、好きな人を探しているのですか、それとも従順な人を探しているのですか？」

牟林翰が彼女に尋ねたとき、「女の子の尊厳、独立はそんなに重要ですか？」、包麗は答えた。「とても重要です。これは私が生きるための基盤です。」

牟林翰が「（あなた）は私に恋しさを理解させ、甘さを理解させ、気遣いを理解させた」と言ったとき、包麗は尋ねた。「あなたは本当にあなたの感情が愛だと思いますか？」

2019年5月、牟林翰は包麗を殴った。包麗は別れを告げた。「あなたはかつて私のすべての理想でしたが、それは私が幸福に対する過度な期待に合致していただけです。私にとって拳（表情）と幸福は永遠に共存できません。」

「正常」という言葉を、万弁護士に感謝します。正常な人の考え方は、私があなたを愛しているからこそ、あなたにも私を愛してほしいと思うのです。異常な人の考え方は、私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いなくても、あなたも私を愛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一度あなたが自分自身を基準に考え始めると、罠から逃れ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り、異常な論理に陥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すべて私があなたを愛しているからこそ、私は自分自身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のです。

私が信じる唯一の脱出の可能性は、専門的な知識を得ることです。あなたは権威ある声から、この種の人々が何と呼ばれ、この種の行動が何と呼ばれ、彼らの真の行動論理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彼らの荒廃した内面に、少しでも愛があったのかを知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残念なことに、2019年には、この種の議論はまだ非常に少なかった。

一審判決後、わずか2か月の刑期しか残っていなか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牟林翰は依然として上訴し、上訴状は非常に美しく書かれていた。

「無罪判決を求めます。恋人同士の親密な関係では、完全を求めるあまりの毀損や、予期せぬ隙間が生じがちです。矛盾や論争は、様々な理由から生じ、喧嘩や罵倒もありますが、道徳的には非難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く、ましてや法律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は彼女を愛するために全力を尽くし、彼女を本当に傷つけようと思ったことはなく、過激なことを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二人の間の矛盾の原因は、多くの場合、紆余曲折があります。口論には否定的な感情も含まれていますが、それはまた、気遣いや愛情を表現しており、恋人同士の摩擦の過程でもあります。これをもって罪とするのは厳しすぎます。

私には2つの疑問があります。1つは、法律は感情に容易に介入し、愛を裁くべきか？2つ目は、恋人同士が人を罵ったり、非難したりせずに、どのように喧嘩するのか？喧嘩は犯罪なのか、どのように喧嘩すれば犯罪にならないのか？どのような頻度で、どのような理由で喧嘩すれば犯罪にならないのか？

さらに、この件の有罪判決には3つの大きな欠点があります。1つは、この件はもともと不明確であり、この判決は、ネット暴力を利用して注目を集め、各方面に圧力をかける方法を助長し、長期的には、メディアの筆が司法のハンマーよりも重くなるでしょう。2つ目は、「自殺は正当化される」という誤った風潮を助長することです。一人の青年が、民族、社会、家庭、自身の責任を負い、勝手に生命を放棄し、今、司法は他人に責任を転嫁しており、これは大きな誤った価値観であり、誰が何年もの間、その毒を知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か？3つ目は、少年の人生の希望をすべて破壊することです。慎重に考え、社会の理性、法の支配の尊厳、青年の光明を争ってくだ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私たちはあなたを見逃しました

病院で、高校時代の親友である黄銘瑶は、包麗の携帯電話を持って、彼女の携帯電話のメモ帳で多くの草稿を見つけました。それらはすべて、お正月や友人の誕生日に、彼女がみんなに編集した祝福でした。その中には2014年の草稿があり、最後の文は「あなたの存在は私の十代の人生における最高の贈り物です」であり、黄銘瑶はここで読み、これは高校時代に包麗が彼女に送った言葉だっ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ました。

2019年12月19日、南方週末の報道が発表されて間もなく、4人の法学部の同級生が一緒に北京医科大学第三病院に包麗を見舞った。毎日の面会時間は合計30分しかなく、彼らは交代で入る必要があり、各人が10分足らずしか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彼らが見た光景は、誰もが忘れられないものでした。数人の同級生の回想によると、彼女はすでに元の姿を完全に認識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ました。圧力のために、体内の液体が頭部に逆流するため、彼女の頭は通常よりも大きく、顔は腫れていました。そして、彼女の腕、足、首には肉がなく、すべてしぼんでいました。彼女の母親は毎日彼女に化粧をし、おさげ髪を結んでいました。「彼女が少しでも良く見えるように。」

陳泰男は日記にこう書いている。「私は2019年12月19日を一生忘れないだろう。」

「私は少し躊躇して、彼女だと確信しました。彼女は無理やり貼り付けられた磁器のようで、もはやかつての姿を全く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彼女の前にしゃがみ、目の前には彼女が鮮やかな赤色に塗った爪があり、細く萎縮した指の間には、暗赤色、鮮やかな赤色、紫色、枯れた黄色、茶色があり、折り畳まれ、広がり、何度も行き来する模様がありました。彼女は青と白のストライプの病室着を着ており、腕は袖の3分の1しか埋ま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胸は機械の圧迫下で明らかに上下し、頭蓋骨はしっかりと膨らんでいました。母親は彼女に化粧をしてくれ、彼女の眉毛は曲がり、眉ペンシルの茶色の線は後頭部に垂れ下がり、髪の毛は2つのおさげに結ばれ、高く左右に広がっていました。色で生命の枯渇を表現するなら、それは白さではなく、黄色であり、めまいがするような蝋黄色の肌であり、太鼓の皮のようでした。」

2020年の5月、6月になると、小任はまだ頻繁に夢を見て、みんなで二教で専門科目を履修し、包麗は彼らの真ん中に座っており、すべて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ましたが、彼女の姿は、彼女が最後に病院に横たわっていた姿に変わっていました。

包麗の法的意味での死は、彼女の23歳の誕生日の翌日に起こった。2020年4月10日、母親は病院で彼女の誕生日を祝い、その後、病院の入り口で長い間泣いていた。翌日の午前中、病院から電話があり、包麗が亡くなったと告げられた。

母親はとても後悔している。彼女は、自分が泣きすぎたため、娘がそれを聞き、それで早く去り、彼女がこれ以上苦しまないようにしたのだと感じている。

包麗の精神状態に問題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いた人はほとんどいなかった。前述のように、牟林翰と恋愛関係にあった1年以上、包麗は自分の元の寮に住んでいなかったため、周囲の友人は異常に気づきにくかった。利思琪のように親しい間柄でさえ、事態がここまで深刻になっているとは考えもしなかった。

利思琪はかつて強い自責の念に駆られた。もしあの時、彼女の精神状態がおかしい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たら、もしおかしいことに気づいたときに彼女の母親に伝えていたら、たとえ学院の先生に伝えていたとしても。もし事件当日、彼女を探しに行っていたら——少なくともホテルには第三者が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そうでなければ、その後ホテルで何が起こったのか、それほど信頼できなくな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だろう。

事実は、ほぼ完璧に見え、自分自身に高い要求をし、あまり自分自身をさらけ出さない女の子が、一人でこの世界を去り、誰にも助けを求め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2019年の冬、この事件が最終的に南方週末によって正式に暴露されたとき、北京大学百周年講堂では、EU映画祭が開催されていた。この映画祭は当時非常に人気があり、私と劉維希はどちらもそれを見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

劉維希は、その冬、ケン・ローチの『Sorry We Missed You』を見に行ったと言った。実際、彼女はこの事件が報道されたときに知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が、この映画を見ている間、彼女は常に包麗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なぜなら、その映画のタイトルだったから。

Sorry We Missed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