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说刑法｜从爱新觉罗去哪了谈起

有朋友问我，你真的姓爱新觉罗吗？估计是听过我讲的段子，说是有人冒充爱新觉罗皇族诈骗。课上我调侃说，其实我的真名是爱新觉罗翔。

这当然是段子，不过历史上确实有爱新觉罗改姓为罗的。据历史学家研究，爱新是 “肇”的意思 ， “ 肇者 ，起始也 ” 。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被封为 “ 肇祖原皇帝 ”， “觉罗” 在满语中意为 “ 姓 ” ，所以清开国后，皇族就以“爱新觉罗”为姓氏 。清末民初，社会上有严重的排满思潮，不少满人纷纷改为汉姓。爱新觉罗氏也不例外。在北京等地的，多改为“金”、“罗” 等姓。[王泉根：《爱新觉罗哪里去了？》，《文史杂志》1988年第4期]

清末十年，排满成为一大风潮，报刊文章常见“满人”一词，不再使用“旗人”这个词语，词语的变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在当时排满几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在以‘排满’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宣传中，《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等曾被当作禁书的晚明遗献扮演了重要角色”[朱新屋：《〈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近代史学刊》第13辑]，书中所记载的数百年前清军入关的血腥杀戮激起了民众对满人的强烈愤慨。

清末排满情绪最高涨的当属章太炎和邹容。1906年，章太炎在演讲中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满人)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章太炎持激进民族主义，认为“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

为了论证自己的“排满”立场，章太炎甚至尊洪杨，贬曾左，认为洪秀全、杨秀清为圣人，而曾国藩、左宗棠则为大盗。“章太炎在《正仇满论》里就用文字、风俗等因素来强行论证日本与中国亲近，而满洲与中国疏离”[瞿骏：《歧义与多义 ——清末“排满”立论与接受的再考察》，《史林》2015年第6期]。

更为激进的是邹容，他认为满人属于劣等黄种人，汉人则是优等黄种人，因此汉人的使命就是必须从劣等黄种人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中国[吴磊、于春洋：《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排满”思潮叙述》，《兰台世界》2014年10月下] 。

时过境迁，章士钊反思当年排满宣传曾一语中地：“要之，当日凡可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未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对于这种极端的民族情绪，也不乏清醒冷静者，严复就认为：各人都在作“汹汹”之论，“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种族之恨与复仇之图能快一时之意，却必将贻祸于后世子孙。陈独秀也批评排满是“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哪有不失败之理! ”

民族主义本是外来概念，中国虽有传统的“夷夏之辨”，但正如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夏之辨”亦文化为尺度，中国与夷狄间存在着可转化的开放性，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也是为什么明末遗民黄宗羲晚年每每赞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称清廷为“国朝”。

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经由欧陆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改造，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意识之一。民族主义可以让个体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归属与认同，避免个体湮没在无意义的历史长河。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偶像崇拜，成为罪恶的遮羞布。

斯蒂芬·格罗斯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提醒我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前者是积极的，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偏见，它并不否认民族成员不断变化、各不相同的追求，也并不拒绝民族成员关于民族的不同理念。但后者则丝毫不懂折中，过于狭隘。

当人把世界分成两个互不相容、不断争战的阵营，将自己本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对立，把后者视为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就产生了与爱国主义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拒绝接受文明方式及其对分歧的包容，试图消除一切不同的观念和兴趣，以维护关于民族历史及现状的一家之言。例如，法国民族主义包含的理念也许是，要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良民，一个人必须憎恨英格兰和日耳曼的所有事物；不这么做的人，都非“真正的”法国人。

《民族主义》 [美] 斯蒂芬·格罗斯比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由梁启超引入，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大量接触了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这是梁启超最早宣传民族主义的文章。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徐国利：《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并未做出清晰的区分。

梁启超很快意识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很容易导致内部力量的分裂与外部环境的敌对。所以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开始从单一的种族转向多元的民族，梁启超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超越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情感。梁启超最让人敬佩之处就是他从不在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辛亥革命之后，革命纲领也很快从“驱除鞑虏”转变为“五族共和”。

更令人刮目的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向爱国主义的升华。1915年，梁启超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提倡“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认为最要反对的“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的“不健全之爱国论”，即一种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爱国主义不仅要立足于中国，也要着眼于世界，“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 “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也许，梁启超健全的爱国论至今仍未过时。

年轻时，梁启超曾主张改造国民性才是立国之本，所以创办《新民从报》，在《新民说》一文中，他尖锐的批评让我无地自容，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又好“徒责人，而不知自责，徒望人而不知自勉。” 

梁启超曾认为相比于“独善其身”的私德，“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更为重要，因为人之形成“社会”得以构成“国家”，是因为有公德。但是到了中年，梁启超发现普及“公德”不太现实，所以开始改变立场，主张培养“私德”，《新民丛报》也随之停刊。改变自己，培养私德，爱人如己，更为迫切。

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力区分历史的真假，只能守素安常，等待历史神秘莫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