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Belonging Space曾在线全程围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定期报告审议，撰写了回顾文章。（可惜发布不久就被删除，后台私信回复“审议”获取原文。）当时，有3个民间社会组织分别向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特别聚焦“铁链女”事件及其代表性意义。除了整理农村家庭关锁精神障碍者、智力及精神障碍女性易受拐卖和家暴的大量数据案例，这几份报告还探讨了现象背后的性别文化土壤，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和行政建议。
今年2月15日至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时隔九年又将再度审议中国执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履约报告。在最近公开的提交给届会的民间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中国民间社会仍然没有放下对“小花梅”们的关切，继续追问着包括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强制送医等问题。还有不少民间报告广泛涉及妇女、LGBTQ+、劳工、残障及相关交叉议题，如家政工的劳动权益、职场性骚扰等。（后台私信回复“报告”获取下载链接。）
今天正值“铁链女”事件曝光一周年。然而，民间人士仍被强行拒绝进入丰县，更无从探访获知“小花梅”的康复现状。我们在此翻译整理由Fight For Her Group撰写的英文报告Leaving No Sister with Disabilities Behind（《不让一位残障姐妹落下》），以纪念“铁链女”事件所唤醒的女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
由于无法联系相关作者，以下内容仅作交流学习用途，如有不妥请后台私信指正。
前言
江苏徐州丰县“八孩妈妈”（又称“铁链女”）事件[1]让贩卖人口这一“古老罪行”重新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事件也凸显了中国农村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救助的不足。有智力或精神障碍的女性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强迫婚姻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原文注释[1]：2022年1月27日，徐州一抖音博主到访丰县贫困户董某民家，拍摄到一位据称生育八个孩子且“精神异常”的女性，被铁链绑着脖子锁在一个破屋中。视频发布后引发全国舆论关注，至2月上旬，丰县、徐州市两级行政机构发布四次通告，但都因为自相矛盾而未能平息民愤。2月中旬，江苏省委、省政府组成调查组介入事件，并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证实存在人口拐卖。2月22日，董某民因涉嫌虐待罪被批准逮捕，该女子被医院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中国农村普遍重男轻女，且具有根深蒂固的繁衍思维，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口性别比失衡，造就大量“农村光棍”。农村智力或精神障碍女性的父母通过为女儿包办婚姻等方式，转移繁重的抚养责任，甚至纵容以婚姻介绍为名的拐卖犯罪，同时也剥夺了女儿受教育和就业发展的机会。
正是由于社会意识的缺乏[2]，智力或精神障碍女性屡屡被迫结婚生子。这些行为无视和践踏她们的人格尊严和人格权利，造成巨大的身心痛苦。这是一种基于性别和残疾的歧视行为，滥用她们的弱势地位进行性剥削。
注释[2]：2021年底，媒体曝光湖南岳阳平江县76岁老汉“收留”未成年精神障碍少女十余年，该女子曾在墙上刻下多遍“我要回家”，却被长期锁在家中，并生育一子。当地人包括村支书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帮了这个小姑娘一把”。来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68223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站在智力或精神障碍等残障女性的视角，就过去十年中国执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发表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本报告的撰写征询了部分中国精神障碍女性及其家属的意见，并吸收了她们的建议。
编者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总共有31条条款，其中第三条规定男女平等，即“本盟约缔约国承允确保本盟约所载一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享受，男女权利一律平等。”以下报告内容针对各条款主题撰写，虽未明言“第三条”，但均可视为在该条款统领之下。
第九条 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 临时救助制度
2014年，中国宣布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全覆盖”制度。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件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而在2018年印发的相关意见中，政府承认一些地区还不同程度存在救助时效性不强、救助水平偏低、制度效能发挥不充分、工作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2014年底，四川仪陇县一名摩的司机在路上遇到一名流浪智力障碍女性，将她先后送到民政局和派出所，工作人员却避之不及。最后这位司机不得不将她卖给了当地村民为妻。她生下了一个婴儿，只活了两个月就夭折了。这个典型案例凸显了基层政府对临时救助职责的不作为。[3]
注释[3]：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川1324刑初166号。
针对2017年至2020年涉及拐卖妇女的616份司法案卷的分析表明，1252位在中国被拐卖的妇女中，有两成存在残障，而且大多是智力或精神障碍，这类妇女中超过六成是在路边、车站、田野等户外地点被经过的陌生人所拐卖。另一项针对2000年1月至2017年7月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的1038份一审裁判文书的研究显示，26.7%的受害者患有不同程度精神疾病，在可识别的来源地和流入地中，农村占比分别达71.7%和91.5%，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研究了2017年至2021年间221起贩卖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的刑事判决书，涉及拐卖469人次，近三成被害人被拐卖多次，主要原因是卖家隐瞒被贩卖妇女有智力或精神障碍问题，买家发现后因嫌弃而要求“退换货”；少数受害人遭遇殴打、禁锢、猥亵、强奸，或因贻误救治而死亡。[4]超过一成受害者生育一个及以上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买家因涉嫌强奸罪被起诉。受害人的平均解救时长为五年，最长为20年。
注释[4]：2016年，一位身份不明的痴呆症妇女在安徽涡阳长途汽车站被拐骗，在短短两个月内被贩卖多达5次，原因均是买家带她去医院检查发现其患有肝癌，将其退回并要求退款。参与拐卖和收买过程的共15人，无人为其医治，医院也未能识别她被拐卖。最终这位女性因疾病死亡。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皖1622刑初433号判决书。
从以上判决书中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长期存在专门拐卖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的团伙[5]，仅2017、2018两年审判的就有21个。被贩卖女性最多来自河南、安徽、云南、广西、广东，最多被贩卖至河南、安徽、河北、山东、江西。在判决书中，除少数写明进入救助站、精神病院治疗，或回到原家庭，其余近七成受害女性的安置和救助情况不明。
注释[5]：例如，2018年初，郑州铁路警方抓获拐卖智力障碍妇女犯罪团伙五人，解救三位已被贩卖的智力障碍妇女。他们平时在广州火车站、地铁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游荡，发现有智力残障的妇女后，就以介绍工作、介绍对象为由将其哄骗至出租屋内，用暴力手段控制人身自由，物色到买主后就将她们出售。
https://fzsb.hinews.cn/html/2018-12/21/content_6_4.htm
迄今为止，中国《刑法》没有针对人口贩运专门立法，仅有第二百四十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其中的定罪标准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此罪名并未涵盖不以出卖为目的、仅“收留”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强迫婚育行为的评价。若以强奸罪论处，许多精障女性因缺乏近亲属帮助，无法就此进行举证，且强奸罪的举证责任之难是世界公认的，再加上法律追溯期限限制，受害女性严重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司法救济。尤其是在父母同意且涉及金钱交易的婚姻中，法律更难以定性。
流浪精神障碍女性的生殖健康需求亟须关注。多地精神病院实证调查显示，女性流浪精神病患者受性侵犯情况明显高于一般精神病患者，乙肝、梅毒、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阳性检出率和被性侵犯致怀孕情况较为严重；她们的孕史不详，来源复杂（口音、文化差异大），常常滞留在医院无法送出。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彻查虐待、遗弃、拐卖残疾人的案件，起诉犯罪人，定期监测、分性别统计并公布相关案件及受害者数量；
- 为家暴案件的受害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受害者）提供庇护所，在每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第三项第（一）款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中列出专项数据；
- 确保每位受害者都获得社区康复和救助，由政府免费提供适合相应性别、年龄的身体、认知和心理康复支持；参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指定由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跟踪相关工作进展。
- 加强各地救助管理站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支持力度，帮助流浪智力和精神障碍人群寻找家庭或回归社会；建立常备人才库和一站式救助体系，对于受暴力侵害者，由医师、社工、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人群共同提供支持。
B. 社会保障
农村贫困户个人信息泄漏，也波及农村精神障碍者。2018年，媒体曝光多地政府官网在公示贫困户、脱贫名单时泄露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包括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如精神障碍）等，政府对于相关信息公开没有统一标准，亦未做好私密信息数字脱敏。
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6]保障制度，保障标准参照孤儿，每人每月补贴1140元。从字面意义上看，一方或双方属于重残情况，在政策话语中就被等同于死亡或失踪，引起残障社群的不满。
注释[6]：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完善规范精神障碍者信息收集、登记、更正、汇总制度，规范信息共享及对患者隐私保护的制度，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予以细化，增设关于删除患者信息情形的规定；
- 取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称谓，统一称为困境儿童。
第十条 对家庭的保护 (Protection of the family)
A. 婚姻家庭侵权
我们收集了2012-2022年的78篇涉及农村精神障碍女性被暴力侵害的新闻报道，包括：
1、人身监禁：一部分为拐卖者和收买者，为防止其逃跑或报警求救，将其严加看管，防止其与外界接触，一部分为其家人或丈夫，为约束其暴力或自伤行为，限制其人身自由；
2、肢体/精神暴力：主要来自丈夫或其他亲属的家庭暴力，包括辱骂、殴打、强奸或不提供医疗救助等，部分女性也很容易遭遇来自陌生人的暴力。
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的生命权并没有因为进入婚姻家庭而得到更多保障，相反在处理家庭暴力时存在制度性司法不公。
2018年下旬，因发现疑似智力障碍的媳妇方洋洋不孕不育，山东禹城一家三口将其虐待（禁锢、殴打、冻、饿）长达半年致死。该案一审时三名被告中最高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因舆情高度关注，二审改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在中国法学界，虐待罪较之故意伤害罪量刑畸轻，屡屡在家暴案件审判中造成舆论争议。中国《刑法》规定，虐待家庭成员，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作为监护人或看护人虐待残疾人，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即按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许多残障人士没有经过医学诊断或司法鉴定，方洋洋案只是少数通过舆论监督得到正义裁决的个案。2020年中旬，四川一男子因妻子患有精神障碍，遂在乌审旗某镇某村村委北侧2公里处的树林内，用铁链将妻子捆绑在树上，限制其自由，时间长达5个月，最终导致妻子饿死。2021年4月，该案提起公诉（审判结果未公开），检方起诉罪名仍是虐待罪。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精神卫生法》对于保障残疾人、精神障碍者生命权，仅作出宣示性规定，如“禁止对残疾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残疾人”，“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而没有配套性措施，未明确其法律后果。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的，附带剥夺其对受害者及其子女的监护权；
- 参考《反家暴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修订《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精神卫生法》，加入针对残疾人的虐待、遗弃、拐卖行为的强制报告制度。
有媒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90份智力障碍人士相关的离婚案件判决文书，绝大多数由智力障碍者一方提出，常见的理由是“被打”、“不管不顾”。按照中国婚姻家事案件审判惯性，一审法院几乎都不判离。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买卖婚姻和强迫婚姻中，精障女性无法自主撤销婚姻。[7]
注释[7]：原告法定代理人即女方母亲在法院诉称，女儿于2007年走失，被男方骗至废品场共同居住生活，且隐瞒原告父母登记结婚。2015年1月，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考虑原、被告结婚时间较长，日后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建设好家庭，夫妻关系仍有和好的可能”，不允许两人离婚。来源：搜狐新闻极昼工作室，《农村智障女性的婚恋困局》：https://mp.weixin.qq.-com/s/5JiLqdeYVq2k_GiWLHxAYg
在方洋洋案中，当地民警曾上门调解，但视之为“合法夫妻之间的事”，而未能及时执法干预，事后公安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未公示受到任何处分。方洋洋遭虐待去世后，村委会和妇联均称不知情、未收到求助。
一项针对《反家暴法》实施五年来上海地区205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书的研究显示，有两位妻子指遭受丈夫长期家暴，对方却以其有精神病史为由为自己的暴力开脱，这两起保护令申请均被驳回，并没有职能机构代其申请保护令；此外，还有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反对姐姐强制其在精神病院治疗，也被法院驳回。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民政部门加强结婚登记审查，在尊重残障人士婚姻自由的基础上，及时准确识别拐卖犯罪线索，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 允许民间社会组织向法院申请启动撤销婚姻的审查;修改《民法典》第1052条关于撤销胁迫婚姻的规定，针对被拐妇女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一年期起算时间，“胁迫行为终止之日”应明确为“脱离侵害人控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
- 为智力和精神障碍的家暴受害者自动提供法律援助；允许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维权的代理诉讼主体，或提供法律事务相关服务；
- 在农村地区加强反家暴法治宣传，与地方部门绩效考核挂钩，强制要求地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如民警、基层法官等）学习相关知识，每年完成一定学时，与执业资质和晋升挂钩；
- 立法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及时制止侵害残障妇女权益行为，无论造成后果是否严重，均应给予处分。
B. 生育自由和亲权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曾提出，“加强拐卖人口犯罪活动重点地区计划生育服务和孕情管理，减少意外妊娠和政策外生育，及时通报有关信息。”而在《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中，因呼应全面放开生育的国家政策调整，已经没有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内容，但这也让强迫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持续生育多孩的行为，失去了政策约束和监管处罚。[8]
注释[8]：2022年3月，广西公布“容县梁二夫妇生育15孩”事件调查结果，不存在拐卖妇女、强迫婚姻等情况，但政府还是以“计划生育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为由对该镇11名责任人进行了党纪和行政处分。
2008至2016年间，山东德州一男子（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与“捡来的”智力障碍女子（重度精神发育迟滞）同居，生育五个孩子，并将他们全部贩卖，获利7.22万元。该男子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八年。[9]
注释[9]：见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鲁1403刑初136号判决书。
判决书并未提及五个孩子后续的处置，与他们的母亲是否保持关系。而在丰县“八孩妈妈”事件中，七个未成年孩子被政府指定监护人（未对外公布具体情况），不清楚此举是否尊重孩子和母亲的意愿。
普遍来看，残障人士在离婚诉讼中，容易受到歧视性待遇，失去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父母均为残障者的孩子，可能会被转介到儿童福利机构，与父母分离。智力和精神障碍者更不容乐观，法院判决由其监护人实行“代位抚育”是极少数例外，在离婚诉讼，以及自身权益受侵害案件中，涉及智力和精神障碍者的亲权的保障，仍然十分薄弱。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基层卫生和民政部门定期摸排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的生育情况，加强对母子的日常探视和随访，在尊重女性生育自主权的前提下，采取教育和行政措施，制止丈夫强迫生育多孩行为，并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的照料和教育；
- 制定政策进一步保障残障妇女的生育权益，例如保障其获得符合其生育需要的医疗服务，考虑残障妇女产后康复的特殊需求，并将其纳入医保；
- 尊重和保障残障人士包括智力和精神障碍人士的亲权，在其具备子女抚养意思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应转向重点支持其家庭监护和自身抚养能力的发展，取代单一的“助残”模式的补贴金发放。
第十一条 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 康复服务
2020年，农业户口的残疾人除建档立卡之外的贫困比例达到28%以上，未脱贫残疾人呈现老龄化、重度化特征，且逐步向精神残疾、智力残疾、多重残疾等残疾类型集中。
2021年，全国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人为850.8万，仅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比前一年减少21.05%，原因不明；据估算，最多只有12%的在册智力残疾人和25%的在册精神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中国政府规划到2025年在80%以上的县（市、区）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目前未能查询到最新进展。
研究显示，社区为残服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明显，区域差距也在拉大。据统计，2020年，社区建有康复站的比例不到1/5，特殊区域和村庄不到1/7；经济发达地区各村（社区）建有康复服务站的占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建有康复服务站的占比较低。
2013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农村残障妇女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或很差的比例高达60.7%，及时就医比例远低于妇女整体水平。与残障男性相比，残障妇女接受过康复治疗的比例略高，但治疗周期长、花费少，所接受的康复服务水平更低。且面对有限的康复资源的情况下，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影响下，残障妇女多会失去康复机会。
2019年，中国政府为441.2万名残障妇女提供了康复服务，仅占当年登记在册的残障妇女人数的不到三成，但中国残联宣称有需求的残疾妇女康复服务覆盖率达93%。《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要扩大适合残疾妇女特殊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重点为生活困难、残疾、重病等妇女群体提供权益保护、生活帮扶、精神抚慰等关爱服务，但未见公布具体实施的举措和财政预算。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评估和收集有关残障妇女和女童（包括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行使《公约》规定权利的状况和面临障碍的信息;
- 增加对于残障妇女和女童（尤其是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的公共服务预算，在每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单项列出相关公共服务数据；
- 加大专项财政资金支持，集合社会力量参与，同市级区域内农村社区康复中心的人均数量占比不得低于城市，每年公布一次项目建设进展。
B. 住房
2022年深圳进行的一项精神障碍者居住及托养需求现状调研显示，5.68%的精神障碍者居无定所，47%的家庭表示生活环境受到家庭成员精神障碍的负面影响，75%的家庭表示从未接受过住房保障服务。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为精神障碍者提供支持性住房；推动社区融合环境建设，提高对于精神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接受度；
- 将社区家庭等多样化托养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扩大机构集中托养服务补贴的适用范围；提高居家安养护理服务补贴标准并扩大适用范围。
第十二条 健康权 (The righ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 精神健康
中国精神健康服务供给有扩大机构化趋势。截至2020年，农村和城市的精神病医院数量分别为1014个和787个，比2010年分别增长约2.6倍和1.1倍。2019年社区精神卫生门诊来访者比率约为医院门诊来访者的1/38。
中国财政资金仍然更多投入建设精神卫生机构，而非初级保健层面。2011—2020年，中国精神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收入及财政专项支出总体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财政专项支出十年内增长一倍，精神病防治所(站、中心)的财政专项支出十年内增长5倍以上。
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 培育和支持残障人士参与和领导的社会团体；将资源向农村倾斜，定额拨款采购精神健康社工服务，在农村普及精神复原和照护知识；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为农村残障人群投入的财政比例和采购情况；
- 监测评估农村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效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团体的监督。
B. 强制住院
2004年启动的“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诊疗项目）中，一大任务是“解锁救治关锁病人”。据统计，仅2011-2015年，通过该项目累计对25499人解除关锁。然而项目结束后，农村家庭关锁精障人士的现象仍然存在。[10]
注释[10]：2016年到2020年，独立摄影师恭一走访了超过100个收买或捡拾精神障碍女性做妻子的家庭，出版摄影集《盲》，其中也包括被关锁的女性照片。https://dig.chouti.cc/link/34053669
以河北省为例，在2014年的一项对该省农村被关锁精神分裂症患者解锁后的回访调研中，82例回访对象中有20例（24.4%）再次被关锁。广西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2014-2017年间849例严重精神障碍死亡患者的研究显示，死亡患者的关锁率为0.71%。
丰县“铁链女”事件正是对精神障碍人士人身自由权利侵犯的又一醒目案例，丈夫在她脖子上套着锁链的形象，引起公众强烈的义愤。而在媒体曝光后，政府出面将该女子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且出于维稳考虑严厉拒绝外界探视，接近变相“囚禁”。
该事件凸显了精神障碍者入院收治以及如何恢复自由，存在程序上的困境。2018年修订的《精神卫生法》建立了以近亲属决策为核心的入院收治办法，“被精神病”现象层出不穷。
中国の現行《民事訴訟法》（2021年修正）は、精神障害者の後見人を近親者と規定し、その訴訟権利を代行する。《精神衛生法》（2018年修正）では、浮浪者を除き、精神障害の疑いのある患者の近親者は、医療機関に精神障害の診断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規定されている。《民法典》は配偶者を制限行為能力者の成年者の第一後見人（順位は父母や子より上）と規定しており、被害者が後見人から侵害を受けた場合、立件が困難になる「死のループ」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
《民法典》第36条は、後見人が被後見人の権利を侵害した場合、関連する個人や組織は裁判所に後見人の資格を取り消すよう申請できると規定している。これには、他の法律で後見資格を持つ者、住民委員会、村民委員会、学校、医療機関、婦人連合会、障害者連合会、未成年者保護組織、法律に基づき設立された高齢者組織、民政部門などが含まれる。
しかし、これらの公式的な組織は、障害者の権利擁護を積極的に支援することは少なく、地方の組織的な腐敗環境下では独立性が欠如しており、司法上の救済手段を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このため、中国政府に対し、以下のことを提言します。
- 民間社会組織が精神障害者の後見権取り消し申請を代理し、裁判所が審査することを法律で許可する。社会後見人制度を整備し、精神障害者の自主的な意思決定を促進する。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教育を受ける権利 (The right to education)
2020年に教育部が発表した教育統計データによると、特殊教育の在校生のうち、男子は55.65万人、女子は32.42万人で、男子は女子の1.71倍である。障害のある女子の就学率に関するデータはない。
性健康に関する政策の普及という観点から、中国の性教育の対象は未成年者に集中しており、性感染症の予防よりも生殖健康が強調されている。《中国児童発展綱要（2021-2030年）》は、性教育を基礎教育体系と質的モニタリング体系に組み込んでいるが、障害者の性教育は依然として空白のままであり、農村部の障害のある女性にとっては、性教育はさらに届きにくい状況にある。
2016年、政府は盲学校、聾学校、知的発達支援学校の3種類の学校の特殊教育カリキュラム基準を発表し、運動自己防衛、インターネット自己防衛を含む特殊児童の自己防衛意識を育む必要性を指摘したが、性教育が自己防衛において重要であることには言及しなかった。《「第14次5カ年」特殊教育発展向上行動計画》（2021-2025年）》も性健康教育に関する内容には触れておらず、中国における障害者の性教育政策の欠如が明らかである。
政策的な指導が不足しているため、特殊学校でも性教育の実践はほとんど行われていない。多くの特殊教育学校の教師は、性教育は保護者が担うべきであり、障害のある学生は結婚しにくいと見なされるため、性教育はあってもなくてもよいと考えている。さらに、知的障害のある学生の性的生理的特徴、性教育の教授方法やテクニックを組み合わせた性教育の教員研修はほとんど行われておらず、教材としては2006年に出版された王雁、劉艶紅が執筆した《知的発達遅滞学生の思春期性教育》が比較的権威があり、体系的である。
障害者の性教育に力を入れている民間団体もごくわずかである。愛成長総合教育クラスは、知的障害のある人々を対象に性教育を実施し、あなたと私のパートナーは、障害のある青少年のための性教育カリキュラムを開発している。知的障害者の性的自己決定権の啓発と共通認識が不足しているため、この種の性教育カリキュラムは、思春期の生殖健康に関する知識の普及、性侵害からの防御能力の強化に重点を置いており、知的障害者の自主的な結婚や恋愛を支援するにはまだ距離がある。
このため、中国政府に対し、以下のことを提言します。
- 障害者のインクルージョンを反映した性および生殖健康政策を策定する。政府と学校が民間社会組織がカスタマイズした性教育カリキュラムを調達することを奨励し、知的障害者と精神障害者の性認識と性侵害からの防御能力を強化する。
- 社会全体で障害者の性的自己決定権の理念を普及させ、強制的な不妊手術を禁止する。
第十五条 文化生活への参加、科学の進歩の享受の権利 (The right to cultural life and the benefits of science)
A. スティグマとプライバシー権
《精神衛生法》は、重度の精神障害の発症報告制度を規定しており、患者の情報が不法に漏洩、他人に不法に提供、過度な利用がなされると、患者のプライバシー権が侵害されやすくなる。
「686プロジェクト」は、重度の精神障害患者に対する問題行動の危険性評価と追跡管理を確立し、公安や社会総合管理部門が長期にわたり、これらの患者を管理対象とみなし、監視システムに組み込み、さらには外出や社会活動が制限されるなど、社会心理的な側面で彼らに「目に見えない鎖」をかけている。
2018年に最新制定された《重度精神障害管理治療作業規範》は、依然として重度精神障害患者の規範管理を地方の安全建設の指標としている。今年6月10日、唐山「バーベキュー店での暴行事件」が全国に衝撃を与え、その後、唐山市は夏季社会治安対策「雷霆風暴」特別行動を集中的に展開し、「…重度精神障害患者などの特殊な人々のサービス管理を継続的に強化し、段階的かつ分類別の管理を確立し、悪質な事件や個人による暴力犯罪の発生を厳重に防止する」ことを提唱し、精神障害者に対するスティグマを強化し続けている。
2020年以降、国家衛生健康委員会、教育部が相次いで文書を発布し、各高校、高等教育機関に対し、うつ病スクリーニングを学生の健康診断内容に組み込み、学生の心理健康記録を確立し、学生の心理健康状態を評価し、評価結果に異常が見られる学生には重点的な注意を払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この措置は、学生のプライバシーを侵害し、彼らの学習生活や対人関係に悪影響を及ぼす可能性がある。
このため中国政府に対し、以下のことを提言します。
- 精神障害者の情報収集、登録、修正、集計制度を完善し、情報共有と患者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に関する制度を規範化し、関連する法律法規を制定して細分化し、患者情報の削除に関する規定を増設する。
- キャンパス内でのうつ病スクリーニング、記録管理を中止し、未成年者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精神健康に関する啓発、ピアサポートを強化する。
- 司法部門と医療機関に対する研修を強化し、医療センターの社会管理モデルから障害者権利センターの意思決定支援モデルに転換し、精神障害者のスティグマ除去プロジェクトの設計と実施を重視する。
B. 言論と報道の自由
「中国には報道審査制度は存在しない。ニュースメディアが何を報道し、どのように報道するかは、メディア責任者が決定する。」中国が提出した第三次定期報告（E/C.12/CHN/3, p31）にはこう書かれている。これはもちろん事実ではない。
多くのホットな事件と同様に、中国のネットユーザーは「鉄鎖女の自由を返せ」という言論も審査と削除の対象となった。
2022年2月初旬、フェミニストの「烏衣」と「拳妹」は徐州豊県に赴き「鉄鎖女」を支援したが、2月11日夜に孫楼派出所に届け出た際、不法に拘束され虐待を受けた。2月18日より、釈放された烏衣は微博で尋問の経験を暴露し、広範な注目を集め、その後3月初旬に消息を絶った。（7月14日、彼女の微博アカウントは閉鎖された。）
3月中旬になって初めて、彼女が徐州沛県警察に拘束され、「挑発と騒ぎを起こした」という名目で監視下に置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外部に知られた。警察は彼女に弁護士を雇うことを許さず、代わりに公式の弁護士を指定した。1年近くが経過したが、事件のその後の結果については、まだ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このため中国政府に対し、以下のことを提言します。
- 「挑発と騒ぎを起こした」という罪状を廃止する。
- 言論と行動を通じて人権を擁護したすべての逮捕者を直ちに釈放する。これには、2022年11月末以降の「白紙抗議」によって逮捕されたすべての市民が含まれる。
参考文献：
- 《拐われた彼女たち：1252の価格がつけられた人生》、中国人民大学RUCニュースワークショップ：https://mp.weixin.qq.com/s/A2FCLvMlaecqIJhVVnO2Hg
- 黄忠良、翁文国、翟彬旭。わが国の女性の人身売買犯罪の特徴と対策——1038件の判決文書に基づく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報（社会科学版）、2019、33（05）：19-27。
- 芦振雲、関文華、喬金栄。女性の精神病患者の救済における看護の難点と看護対応の研究[J].中国民康医……（バックアップ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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