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志走了，我很懷念他。
其實說起來，朱同志負責反腐敗和抓經濟的時候我還是個鄉村少年，對於反腐敗、三角債、下崗這些大詞還完全沒概念，並不知道反腐和反腐的區別，並不了解三角債之後的經濟命脈，更不懂得做出改制下崗的決定需要怎樣的政治勇氣。
我在10歲的年紀就記住了這個名字，是因為“棺材”。這個名詞我是有概念的，村裡老人去世了，會有一口紅漆的棺材，蓋著一層層的毯子，在宗祠裡停放好幾天，最終歸於黃土之下。大人會反覆叮囑，千萬不要去碰，甚至連這個詞都不能說。
但這個象徵著凶險與死亡的詞彙，居然從朱同志的嘴裡說出來了，而且是九十九口加留給自己一口。在年幼的我對世界的淺薄認知裡，這個級別出現在《新聞聯播》前面幾分鐘的大人物，絕對不會說這樣詞，更不會用這樣的語氣來講話。
這一號人物，很不尋常，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也算是我對政治人物的第一印象。
然後就是九八年的大洪水，我的家鄉湖北黃石也是災區，我在街上親身趟過齊腰深的積水，現在想來也真是命大。
記憶中，洪水持續的時間很長，電視裡每天的新聞氣氛都很緊張。朱同志和江同志沒有等洪水退了再來視察，而是在抗洪形勢最緊張的時候站到了大堤上，也和我們災民一樣站在風雨裡、積水裡。
聽大人說，朱同志在大堤上怒罵“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特別解氣。我沒親耳聽到，但光聽轉述就大受震撼，原來，不止我們災民想罵人啊。
這一號人物，有人味，是我對他的第二印象。
再後來，我成年了，上大學了，對政治運行和社會運行有了一些基礎的了解，對政治人物都祛了魅，也了解了關於朱同志的很多爭議。但相對來說，在我有所了解的政治人物裡，他還是很不尋常的那一位，也是值得尊重的那一位。
但二十來歲的我，還遠遠不能體會朱同志的個人特質與施政風格的珍稀可貴之處。
再後來，我三十多歲了，在新聞媒體的見識多了一些，自己也嘗試做了點事，創了個業，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了解除了來源於書本網絡，也有了從實踐中得來的第一手信息。最重要的是明白了兩個道理：
第一，和別人不一樣，是 ખૂબ難很危險的。
第二，要解決一些積重難返的問題，觸動龐大群體的利益，觸動龐大群體的觀念，是極難、極危險的。
由此，對朱同志的評價隨著自身閱歷的加深也日益推高了。
今時今日，朱同志溘然長逝，真的住進了他給自己預備的那口棺材，我才猛然驚覺，自他之後，竟再無一人有此性情，再無一人有此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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