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草案目前已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修法带来希望，但草案中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对监狱体系而言，法条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撰文_丰烨
编辑_海沙
平台编辑_cc
去年9月，程东平迎来了“出监教育”。那天，监区狱警告诉他：“出去后不要再参与敏感活动，好好工作，听从安排。”
他点点头，没有多说。
41岁的程东平曾系狱近2年。2022年8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他和其他受害者到郑州上街维权，之后被判“寻衅滋事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出狱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程东平在昏暗的监室里坐了很久。高墙改变了他，让他看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规则的另一面，以及“权力”在封闭空间里如何被无限放大。
程东平出狱1年多后，2025年9月，《监狱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_（以下简称“草案”）_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这部自1994年施行以来的法律，第一次被系统性修订：条款从78条扩至118条，新增“申诉”“罪犯基本医疗”“通信与会见权”“社会保险接续”“犯罪记录封存”等内容。
据最高检消息，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修改包括《监狱法》在内的多部法律，称“法因时而立，因时而进”。
参与《监狱法》修订建言的法学专家詹华说，这次修法的核心是让“监狱更规范、服刑者更顺利回归社会”。
2025年9月8日，《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图_网络）
但他也坦言，这次修法不是主动改革，而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目前草案进入三审专家咨询阶段，即将表决，他对未来持积极的态度。
只是，这份“积极”仍在等待落实。多名律师、社工、刑满回归社会人员提及，草案中仍有许多模糊地带；而服刑者的权利要从纸面落地，仍须跨越更深层的结构性障碍。
板蓝根不再“包治百病”
在当下的监狱体系里，许多问题被以“制度”的名义隐藏。在草案被列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之前，监狱系统其实已在着手改变。
罗惘是华东地区一所中型监狱的狱警。那是一座刚重修过的现代化监狱，关押着超过千名服刑人员，工厂、操场、医疗室一应俱全。
两年前，监区连续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有的因自残，有的因医疗延误。罗惘记得最清楚的是2022年冬天，一个中年犯人突发脑溢血，审批救治的手续一路上报，但批下来时，人已经没了。几个月后，又有服刑人员因慢病恶化去世。
这在监狱里算是大事。自上而下的问责接连不断，会议一场接一场。会上传达的核心要求只有一句——不能再出事。
从那之后，狱内医疗的处理逻辑不再“一刀切”。过去服刑人员喊身体不舒服，狱警往往凭经验判断，“小毛病”就扔出板蓝根或藿香正气水。“在里面，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包治百病’。狱警甩出来的时候，从不会关心它有没有用。”在西南地区从事法律援助的魏敬律师说。
而现在，为了规避风险，狱警们几乎有求必应。罗惘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事出在自己头上”。
2023年4月18日，四川汉王山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体检和慢性病筛查。（图_澎湃新闻）
对患病的服刑者，《监狱法》修订草案新增了26条内容，明确提出“要给予及时治疗”。其中第七十五条还称：“国家保障罪犯基本医疗。罪犯基本医疗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目录参照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换言之，未来服刑者不仅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还享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报销。
罗惘说，在监狱制度里，“多做多错”有时是个通用俗语。狱警上报服刑者的健康问题，有时会被领导打回来——“这点小问题，让他熬一熬。”此外，监狱这种微型社会里等级森严，老狱警一句话足以定调，年轻狱警无法越级决策。久而久之，不论大病小病，不到危机时刻大家索性一刀切。
魏敬接触过的服刑人员中，有人患精神类疾病，申请就医迟迟未批。还有人因慢性病被拖延治疗，直到出现贫血、肾功能损伤的症状后才被送往医院。
河北一名出狱人员回忆，自己因急性胃出血求医时，狱警以为他装病，两人起了争执。送医途中，手铐被锁得太紧，手腕磨出了血。返回监仓后，他的复查被耽搁，驻监医生只是例行问询，没有任何检查。药物往往是分装的小袋——吃完拉肚子，反映上去，只换来一句“要吃就吃，别废话”。
然而，在服刑者身心健康方面，明确的基本医疗保障只是草案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草案的另一面是强化思想教育。
比如，草案新增“监狱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未明确定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罗惘的感受是，这些原则不仅针对服刑者，也约束着狱警。
去年起，罗惘所在的监狱每周都要组织至少3次针对于服刑者的思想学习，课程涵盖政治、党建、法制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的内容，会请相熟的公安系统指导员来讲课；爱国主义教育则让监舍的班长先行学习报纸上的革命故事，再同其他人在课室内进行分享。
监狱的劳动场所内还配置了电子屏，滚动播放各种党代会的视频素材。就在前段时间，针对八项规定，监狱还在大礼堂连开了几天分享会，要求所有服刑者全部参与，后续还得提交参会笔记。
2022年国庆期间，四川监狱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图_网络）
对于这些课程，监狱给的口号是“让刑期变成学期”。对服刑人员来说，学习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拿到积分或工分，用于减刑。
罗惘记得有次学习《新闻联播》，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一个服刑人员在本子上写下“美国垃圾”。罗惘问他为什么这么写，对方一本正经地说：“美国就知道欺负人，要是打仗，我一定站在党这边。”罗惘哭笑不得。
有时候，罗惘想，对服刑者而言，不仅身体疾病在监狱中得不到保障，心理上留下的烙印或许会更深。
他深知这些“正能量”课程对于人的改造毫无用处。过去虽然也有类似的学习课程，但一个月不会超过2次，也很少会和减刑挂钩。他觉得，如果草案顺利落地的话，类似的学习可能会更多。
罗惘还觉得，笔记和心得也会带来一定的灰色地带，“现在还好，但以后如果减刑和学习评比挂钩的比例越大，那狱警主观决策权也就大了，自然有人会以此做些手脚。”
旧法漏洞
在服刑人员的权利体系中，申诉、控告与辩护权早被写入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层层限制。相比现行《监狱法》，此次修订草案中对该部分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
草案明确规定：
“监狱收到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需要转送其他机关处理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转递，不得扣压。”
“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其不服从管教、没有悔罪表现的依据。”
“监狱转递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告知罪犯；如有特殊情况，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
在詹华看来，这三条新增条款实质是对旧法漏洞的修补。过去，许多监狱往往将“申诉”视为服刑人员“不认罪悔罪”的表现，直接影响其减刑、假释等权利。服刑人员因此身处“想申诉却不敢申诉”的困境。
2004年12月10日，湖北洪山监狱，服刑人员正在参加减刑宣判。（图_网络）
一名曾因参与维权运动而被判“寻衅滋事罪”的刑满出狱人员告诉水瓶纪元，他曾几次试图申诉，却被狱警警告：“要是还不认罪、不认罚，就让你牢底坐穿。”他明知那是威胁，却无力反抗。他还发现，不认罪的服刑人员往往会被“特殊对待”，管理强度更高，处境更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屈振红则表示，不少申诉材料在监狱内部被无理由扣压，甚至服刑人员给律师寄送文件也常遭遇查扣。在她代理过的案件中，有服刑者甚至因坚持申诉而被认定为“不服管教”，随后被异地关押。
北京泽博律师王飞也坦言，即便旧法早已明确“监狱应当及时转递申诉材料、不得扣压”，但各地在执行中仍存在“变形”做法。
“监狱方往往将认罪、悔罪作为减刑前提，这与申诉权本身是相冲突的。”他解释道，一旦申诉，就意味着“不认罪”，即便表现良好，也难获减刑。很多冤案中的申诉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被压抑。
曾代理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徐凯律师指出，草案虽然已明确禁止这种绑定，但最高法现行司法解释中仍保留了模糊表述——“对罪犯正当申诉，不得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徐凯认为，这种“不得不加分析”的措辞，给了执行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让新法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理念问题，”王飞总结道，“很多监狱仍然把‘认罪’当作管理目标，但认罪不是服从，认罪也不该成为改造的唯一标准。”
除了申诉层面，对与申诉权密切相关的“会见制度”，《监狱法》草案也作出了调整。
草案中规定，服刑者有权“与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会见、通话的范围被扩大至经监狱长批准的“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其他人员”。
北京西城区一所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正在与律师会面。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难”的情况。（图_网络）
许多律师都曾经历会见被延搁的情况。魏敬说，按司法部规定，只要律师提供三项材料——律师证、律所证明、委托书，监狱就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际上，48小时只是订立在纸上的参考而已，“拖上个几天很正常，更多的几个月也有可能。”
魏敬私下了解过原因，一方面是监狱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涉及敏感案件，比如有过上访、维权的经历，或是在狱中持续不断申诉，被判定为“不服从管教”，狱方就会变相延迟审核会见的周期。
王飞则告诉水瓶纪元，他会见在西藏某监狱服刑的当事人的申请，曾被整整拖了八个月。而有时即便会见得以实现，对话的过程会被层层加码，有一次会见前他曾被狱方要求提供“会见提纲”。
王飞认为，草案的出现是积极信号，但“修法之后，如何落实执行，才是最难的一步。”
新的模糊边界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监狱法》修订草案的一个令人争议之处，在于生成了新的模糊边界。
现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有碍改造”该如何理解，具体内容又该如何划定，现行法律并未明确划定。
以罗惘的实操经验来看，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有碍改造”是一分为二的。
明面上指的是“不服罪”。他和同事们的操作是，如果信件中有写到让家属帮忙找律师辩护，则会直接划叉，再统一交到负责收寄信的办公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信件会被投入垃圾桶中。
而藏在暗处的辨别方式是：“我觉得这里不好”。罗惘记得，有服刑者在一封信里写了很多自己在监狱吃的苦，被关禁闭，为了减刑不停加班换工时积分，还提到在监狱被狱警欺负。
“这样的内容肯定不能出去。”罗惘说，万一惹了事，家属举报，大家都麻烦。
《监狱法》修订草案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作出了调整。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监狱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通信权利。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犯罪活动的信件，应当扣留并依法作出处理。”
但魏敬的疑问是，和“有碍改造”类似，“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表述该由谁来定义，是否有明确的内容边界？他担忧，如果没有外部监管和公开机制，模糊表述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让通信权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一名服刑人员从狱警手中接过信件。（图_网络）
通信的限制并不止于服刑者写出的信件，还涉及收信问题。徐凯曾给一名服刑人员寄信，系统显示“已签收”，但当事人从未收到。
徐凯多次追问，却无人告诉他信被拦在哪个环节、出于何种理由被拦截。即便家属或律师发现信件被扣留，也无法获得解释或申诉通道。通信权成了形式上的权利，缺乏实际保障。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涉及草案修订的另一核心争议，即监狱权力边界被扩大。
詹华表示，监狱系统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对外公开的《监狱法》；另一套是内部的执法手册。
内部手册不对外公开，却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监狱可以依据它进行内部监督、执行规范与权力自律。詹华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防止权力滥用，但也意味着外界无法真正了解监狱的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
“外界对监狱权力扩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但从内部看，系统也存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司法系统已启动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
2025年1月，广西西江监狱，两名狱警正在进行巡逻工作。（图_网络）
这在草案中也有体现。修订的法律首次提及，监狱实行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执行刑罚中的法律依据、程序、结果，主动接受监督。不过，草案同样点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监狱秩序的信息，不予公开。”
詹华说，狱务公开给家属、媒体与公众，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误解以及内部各种乱象的滋生，并以此推动法治。
但他也强调，狱务公开其实是一个中国式概念。在西方国家，狱务公开归属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监狱“执法公开”的内容里。在我国，监狱管理局虽然隶属于司法部,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其信息公开不属于政务公开的范畴。
劳动与规训
尽管草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法律，但想起过去的遭遇，程东平仍感后脊发凉。在他看来，权利写在纸上，但现实的墙太厚。
除了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中国监狱内部的劳动与生活条件也曾长期受国际舆论关注。程东平说，在监狱里提劳动环境和权利只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在监狱里，一切都在强调“服从”和“纪律”。
夏天的日子，车间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空调不开，因为监区规定“节能”。金属粉尘落在皮肤上，久了会刺痛。他曾提出能否开空调或是想办法吸取粉尘，却被告知：“这些事我们会处理，你不要多想。”但第二天，他的劳动指标就被悄悄提高。
程东平还记得有一天，车间有位年轻人因为头晕而倒下，狱警却先质问他是不是“故意逃避劳动”。年轻人不敢说话，只说自己会继续干。
他回忆，大部分情况下，每日工作8小时，旺季可能到12小时，而报酬寥寥——大部分人一个月拿不到200元。但劳动本身不是最累的，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达标考核”。
每个工作都有产量指标，达不到就会影响“表现分”，表现分关系到电话、会见次数和减刑机会。
“在这里，劳动不是劳动，权利也不是权利，是秩序的一部分。”程东平说。
关于监狱内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等，《监狱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劳动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但魏敬说，从既往经验看，首先劳动报酬很难执行。监狱内部的劳动，男监有不少体力活，女监相对轻松，做些制衣工作，但工资收入都低得“可怜”且和刑期相关。比如，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刑期，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几百元。刑期3年至5年的，一个月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同样，在劳动休息和劳动时间方面，魏敬说，多数监狱中，服刑人员的劳动任务往往与减刑或权利获取挂钩。例如，盗窃罪犯即便判了十年，若想获得减刑，就必须态度良好并积极退赃。但现实是，许多服刑人员根本无力退赔，只能通过服从管教、超额劳动来争取积分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在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也让劳动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事”。
2008年3月7日，重庆一所监狱中，服刑人员正在使用缝纫机工作。（图_网络）
以魏敬熟悉的西南地区监狱为例，服刑人员每月只能购买三至四次生活用品，每次上限500元，且种类有限。零食、调料等日常食品受到严格管控，生活乐趣被压缩到最低。
他还记得有服刑者向他形容，“吃火锅”是在监狱内部最幸福的时刻，但那不过是一根火腿肠，用冷水泡开，加上方便面调料和豌豆碎末，这种拙劣的“仪式感”，是他们能拥有的少数生活慰藉。
《中外法学》杂志在《现代西方国家监狱制度比较》中指出，欧美国家的监狱在设计之时，劳动与教育就被视为改造核心。
从制度上看，美国提供职业训练和监狱工业机会；法国实行政府管理劳动和特许制劳动，收入部分自由支配、部分用于司法或储蓄；德国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强调社会接触和改造。假释和监外执行制度普遍存在，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可申请提前释放或临时外出，由专门委员会审核。
詹华解释，草案提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更规范的制度，一方面让监狱方面有法可依，有了具体的执行抓手，避免执法过程当中的权利滥用；另一面是更好地保障服刑者的权利。
但詹华也指出，监狱只是冰山一角，看守所与留置场所的权力运行同样需要关注。在全球视野下，监狱内部的细节不仅是管理问题，更涉及司法文明、权力边界以及服刑人员改造和社会重返的核心议题。当权力的边界重新划定，真正的司法文明才有可能在高墙之内萌芽。
王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不论草案修订还是近年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口供依赖”的讨论，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效率与公正的权衡。
断层的接续
监狱学者芮佳瑞在《监狱法论》中指出，监狱应承担让人回归社会轨道的功能。这亦是此次《监狱法》系统性大修的题中之意。
En comparación con las versiones anteriores, el borrador del artículo 60 propone el «sellado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elegibles», y el artículo 79 se refiere a la «continuación y garantía» del seguro social después de la liberación.
Después de salir de prisión en 2024, Kong Xi encontró un trabajo temporal en una fábrica de vidrio. Unos días después, sus colegas descubrieron que usaba un teléfono Apple de cuarta generación, y su pasado de robo fue revelado. El jefe no preguntó y lo despidió al día siguiente, sin pagarle el salario.
Kong Xi admitió que había cometido errores, pero sintió que, «una vez que entras, te ensucias y no importa cómo te laves, no puedes deshacerte de ello».
Más tarde, intentó más de 20 trabajos, el más corto de los cuales duró solo poco más de diez días. O el salario era tan bajo que no podía vivir, o la otra parte lo despedía tan pronto como revisaba sus antecedentes penales. Quería conducir un Didi, pero solo podía pedir prestada la cuenta de otra persona, y no podía durar mucho.
Las personas liberadas de prisión después de participar en incidentes públicos también dijeron que las empresas de cierta escala que buscan empleo requieren un certificado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lo que se convirtió en un alto muro que no pudieron cruzar, y solo pudieron cambiar sus nombres.
Cheng Dongping dijo que hay un dicho popular afuera que dice «los antecedentes te acompañan toda la vida». Una vez que dejas un registro, es difícil encontrar un empleo normal. En la realidad, incluso los guardias de seguridad y los conductores de vehículos de transporte compartido necesitan un «certificado de ausencia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En la actualidad, muchas empresas exigen a los solicitantes que proporcionen un certificado de ausencia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lo que se ha convertido en un obstáculo insuperable para muchas personas liberadas de prisión por delitos menores que regresan a la sociedad. (Imagen_Noticias de Jimo)
El abogado Jin Hongwei siempre ha prestado atención al problema de los «antecedentes penales menores». Una vez escribió un artículo que decía que «los antecedentes te acompañan toda la vida» se ha materializado en una pena adicional. Más de 40 leyes en mi país, como la Ley de Funcionarios Públicos y la Ley de Maestros, estipulan que se privará a las personas condenadas por delitos penales de su calificación profesional.
Hay datos en el libro «Introducción a la corrección de delincuentes» que muestran que entre las personas que reinciden, más del 60% no pueden encontrar empleo después de ser liberadas.
Zhan Hua cree que el núcleo del sellado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es proteger los derechos individuales. Incluso si alguna vez cometieron un delito, no se les debe privar de sus derechos sociales debido al uso ilimitado de los registros. Las agencias pertinentes deben tratar sus asuntos personales en la medida de lo posible como un estado de «ausencia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Por ejemplo, al emitir un certificado de ausencia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incluso si hay un delito menor, se debe permitir el sellado.
También dijo que la práctica en Alemania y los países nórdicos también se basa en la tolerancia y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pero el sistema nacional aún no se ha implementado por completo. Actualmente, para delitos menores (como casos de menos de tres años o con una pena máxima de seis meses), se está explorando la forma de emitir un certificado de sellado, y la duración del sellado aún es controvertida, y menos de un año se considera más razonable. Debido a las limitaciones del tema legislativo, la ley penitenciaria en sí misma no puede resolver directamente el problema del sellado de antecedentes penales.
La revista Caixin también mencionó en su reciente informe «¿Cómo sellar los antecedentes penales menores? La investigación sugiere que se utilice el delito de conducción peligrosa para la prueba piloto» que el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del Comité Consultivo del Tribunal Supremo cree que las personas liberadas de prisión sufren discriminación a largo plazo, y algunas consecuencias permanentes de los delitos equivalen a declarar la «muerte social». El grupo de investigación sugirió que se seleccionaran primero algunos delitos para llevar a cabo una prueba piloto, y luego se resumiera la experiencia práctica para mejorar la legislación; y sugirió que se consideraran primero los delitos de conducción peligrosa, etc., que tienen un gran volumen de casos y una amplia influencia social.
Qu Zhenhong señaló que algunos funcionarios públicos o personal de empresas estatales involucrados en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el desempeño de sus funciones ven suspendido su seguro social después de cumplir su condena, y su reempleo y tratamiento médico se ven afectados después de ser liberados. Si 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el Ministerio de Recursos Humanos y Seguridad Social pueden resolver el problema de la conexión del seguro social a través de regulaciones de apoyo, esto jugará un papel clave en su reconstrucción social.
Li Jian solía ser un cuadro de nivel de departamento y fue encarcelado durante siete años por delitos relacionados con el desempeño de sus funciones, y luego se le redujo la pena en dos años. Después de ser liberado, no tenía seguro social ni seguro médico. Para recuperar la protección de la jubilación, solo pudo volver a pagar casi 200.000 yuanes en primas de seguro.
El borrador también menciona la corrección judicial y la asistencia, y agrega cláusulas como asesoramiento psicológico y educación de adaptación social, exigiendo a las prisiones que presten atención a la salud mental de los reclusos, ayuden a restaurar sus funciones sociales y reduzcan el riesgo de reincidencia. Pero en opinión de Zhu Cong, fundadora del Centro de Servicios Sociales de Diyi en la ciudad de Changsha, para las personas liberadas de prisión, empezar de nuevo no es un eslogan, sino una larga reconstrucción.
Este centro de servicios sociales se dedica principalmente a rescatar y ayudar a las personas sin hogar en las calles. Según sus estadísticas, al menos la mitad de las personas sin hogar tienen antecedentes penales. En los últimos años, ella y sus colegas han ayudado a estas personas a reintegrarse en la sociedad a través de un acompañamiento de casos individuales a largo plazo: reponer documentos, encontrar un lugar para vivir y reconstruir el ritmo de vida.
Zhan Hua también dijo que entre el grupo de expertos que hicieron sugerencias, también hay académicos que señalaron que el Consejo de Estado propuso en un anuncio relacionado que las «personas liberadas de prisión» se llamaran «personas que regresan a la sociedad». Dijo que eliminar la estigmatización en el nombre también puede ser un paso importante para ayudarlos a reintegrarse en la sociedad.
Cheng Dongping dijo que algunos problemas no se pueden cambiar confiando en las personas y las leyes. Sin embargo, la narración en sí misma puede ser una forma de resistencia, y puede traer cambios.
(Cheng Dongping, Li Jian, Luo Wang, Wei Jing, Kong Xi y Zhan Hua son seudónimos en el texto)
Descubre más desde 自由档案馆
Suscríbete y recibe las últimas entradas en tu correo electrón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