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公开信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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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mundo del derecho público de W | Tomando a Hong Kong como ejemplo: la “nueva frontera”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ltural

昨日和朋友去西藏大厦参观唐卡展,看到展厅前有介绍西藏历史进程的图文,其中有《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照片翻版,突然想到前阵读过的强世功老师的《中国香港》一书也和“边疆”地区有关,于是将一些读书笔记与所思所想略作整理记录在这里。香港与西藏,看似毫不相关,地理位置更是天差地远,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央地关系与对比角力却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的密码,就隐藏在“边疆”一词背后。 01 成书缘起:香江边上的思考 本书初版发行于2008年,彼时强世功老师刚刚结束在中联办为期4年的研究工作,回到北京大学执教。四年多的工作与生活催生了“香江边上的思考”,也让他开始追问“何以中国”的命题。这一命题下有香港问题,有以香港为代表的边疆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问题,这些问题部分以连载文章的形式刊登于《读书》杂志,最后集结成书出版。 强老师回到校园,但此书形成的社会震荡却并未停歇。有人指斥书中所蕴含的强烈左倾态度,有人认为论述多有矛盾之处,甚至以陈冠中为代表的香港学者专门撰文以作抨击;当然也有读者为作者强烈的国族情怀所感染,或为其高超精深的法学技艺与广博的知识储备所动容。有人拍手称快,有人骨鲠在喉,归根结底是读者自身感情与立场先行,而这本书的论述又带有太过强烈的主观价值输出,于是相同者醍醐灌顶,相异者大加挞伐。 增订版的内容多出原版一倍以上,近乎于重写新书。相比于旧版,作者整合了部分章节,同时也补充了更多史料论述(不知道算不算是对一些质疑的回应),当然最大的变化是看问题的视角更加宏大,而且以香港作为“新边疆”的方法论体系与全球历史、现代格局秩序的勾连更加紧密,最后补充了香港近年来的政制发展。从“占中”运动到“修例风波”,在一系列动荡之后,国安法与选举制度决定相继出台,预示着香港政制发展的新阶段。对此,作者在后记中表示了“大局已定,待开新局”的乐观态度,却也呼吁两地继续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加强沟通。 02 英属殖民:条约共治的伪命题 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宪制安排以英国君主制为基础,内涵于英国整体宪制秩序中,并以“总督”作为串联两地的纽带: 港督既代表英國對香港行使所謂的“主權”,又代表港英政府行使“治權”,而且從某種意義上還代表整個香港地區,從而把大英帝國、香港地區和港英政府三個不同身份結合於一身。(P60) 此时的总督对立法局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后者更像是一个咨询性机构。然而随着殖民后期各种政治斗争运动的频繁出现,英国开始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段以分化和瓦解反抗力量。具体而言,这包括三种举措:其一,委任部分华人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担任非官守议员;其二,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以强化社区对草根精英的吸纳;其三,推行公务员本地化制度,通过公开考试选拔任职。 在这一系列措施背后,最关键的并非简单吸纳香港华人精英参与港英决策咨询或行政过程,而是要培养本地华人精英对港英政府乃至大英帝国的政治忠诚。为此,港英政府在香港全面推广“文化驯服”计划: 對上層精英,通過英國留學教育,控制香港的教育、媒體和文化傳播,重點培養少數精英人才(尤其公務員和法律精英),建立複雜多樣的帝國榮譽體系等方式,從小開始系統培養華人上層精英對英國的忠誠。對社會下層則通過搞新潮舞會、開放賭博(尤其賭馬和六合彩)等培養一種政治無意識的娛樂性大衆文化。(P73) 当然,这些技术性手段有赖于文教系统的根本性转换。尽管英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争夺中国教育权的举措安排不如美国、日本那样积极(如日本在中国多地开办新式学堂、美国用庚子赔款资助留美幼童等),但也有自身的一套完整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借助于传教完成,并与帝国扩张和殖民地精英教育完美融合在一起。 对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作者借批驳金耀基的观点从两个方面进行评述: 第一,这并非一种“条约下的共治”。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源于中英之间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它们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强加给中国的,基于此而形成的所谓“条约共治”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那么为何在港的华人精英那么容易就被整合进殖民政治中呢?作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与殖民者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团体: “行政吸納”實際上(成爲)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華人的工商精英和中產專業精英之間相互保證的契約,由此他們就達成了共同利益,那就是“香港的秩序和繁榮”,任何來自華人底層的抱怨、反抗乃至革命,就成爲他們共同的敵人。(P80) 第二,港英政府并非基于单纯的“行政吸纳”而获得所谓“政权”的正当性。看上去并未出现过任何具有威胁性的反对政治力量,那是因为它们都被暴力镇压了——其中以六七抗议运动最为典型,它标志着香港左翼运动达到高潮。在此之后,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开启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培养人才、住房建设、肃贪倡廉、推动香港政治本地化等一系列“洗脑赢心”的治理政策。此后,香港经济起飞,内地接连动荡,对比之下更让本地人催生出一种“香港是我家”的认同感。 03 一国两制:让想象力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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