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朱鎔基在競選上海市長期間發表了重要的演講，這場演講展示了他真誠、務實且具有獨立思考的領導風格。在演講中，朱鎔基自我坦承並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對黨和上海未來發展的設想。他提到自己並非天生適合擔任領導崗位，但他通過努力與實踐不斷提升自己，彌補了自己的不足。
朱鎔基在演講一開始就強調了自己一直秉持著“獨立思考”的信條。他表示，心裡怎麼想的，就應該怎麼講。他回憶自己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困境——早年失去了父母，未曾見過父親，也沒有兄弟姐妹，這段艱難的經歷塑造了他堅韌的性格。
“我一直認為，黨就像我的母親，”朱鎔基說道。“1947 年，我找到了黨，這個組織接納了我，給了我人生的方向和動力。”
朱鎔基的這番話為他在競選中的表現奠定了基礎。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不足，強調自己在工作中常常因為急於求成而過於嚴格，缺乏溫和的領導風格，時常以過於尖刻的批評方式來督促下屬。然而，他也表示，自己會在未來的工作中繼續改進這些方面。
“我知道我的性格有些急躁，有時做事過於苛刻，我必須改進。”朱鎔基在演講中如此說道。他指出，領導者的職責不僅是推動工作，更要關心幹部的成長和情感，批評也應該以幫助為主，而非僅僅是指責。
在演講過程中，朱鎔基還提到了自己與江澤民的性格相似，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的性格都有點急躁，但我們都希望能通過改革來改變這個國家，讓它變得更加繁榮。”
朱鎔基的這段話也獲得了江澤民的寬容與理解。江澤民回應說，嚴格要求幹部不一定是壞事，最重要的是在批評時要注意方式，避免傷害他人的自尊心。
此次競選演講也揭示了朱鎔基非凡的脫稿演講能力。當時的中國高級領導人中，脫稿演講並不普遍，毛澤東、鄧小平等人都以脫稿演講見長。朱鎔基在這次演講中幾乎沒有依賴稿件，顯示出他對政策的理解深入骨髓以及在公眾面前演講的自信。
此外，朱鎔基還強調上海在未來發展的戰略，提出務實的施政目標。他認為，上海不應追求過高的目標，而應腳踏實地做好每一項工作，避免設立不切實際的目標，以免讓市民失望，並影響工作士氣。這個觀點不僅僅是針對上海，也適用於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
朱鎔基的政治智慧和真誠的態度贏得了廣泛認可，他的領導風格深得人心。他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還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努力與支持。對比之下，朱鎔基也批評了香港當時的一些情況，認為香港需要依靠自己的體制力量解決當前的困境。
當時的上海市長選舉雖然沒有實際的競爭，但朱鎔基通過這次演講給人們展示了他作為領導者的潛力。他的真誠、務實以及改革的決心讓人們看到了他能夠帶領上海走向更加繁榮的未來。
朱鎔基的領導風格在其之後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時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作為總理，他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他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即便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朱鎔基也可以排進前十名的領導人之列。
總之，朱鎔基的競選演講不僅展示了他個人的領導風采，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名改革者、務實主義者的深思熟慮和實踐經驗。這些品質後來在他擔任總理期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並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進步。
我們今天接著來講朱鎔基和他改革時代的故事。
1991 年 4 月份，朱鎔基銜命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那麼在 1992 年的時候，他又被從中央候補委員直接跨級進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個在中共的歷史上幾乎也是絕無僅有的。應該說是鄧小平破格提拔他，對他委以重任。
但是當時的中國經濟應該說是一個爛攤子。
首先是全國各地有 3,000 億的三角債。
什麼叫三角債？就是你欠我的錢，他欠他的錢，然後他又欠另外一個人的錢。
最後大家整個資金鏈都斷了，鎖死了，也沒有信用，整個經濟秩序也陷入到一個混亂。
第二個方面是惡性通貨膨脹。
那幾年由於經濟過熱，貨幣發行本身也沒有什麼規劃，導致物價開始橫飛。
又加上價格改革開放之初，本身從計劃經濟的管制價格到市場價格過程中間，價格可以浮動了。
於是價格飛漲。到 1993 年的時候，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 21.4%。
21.4% 什麼概念？差不多就是一年你這個貨幣就貶值了 1/5 到 1/4。
那這是一個惡性通貨膨脹。你要知道這個惡性通貨膨脹如果控制不了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幾乎就要失敗。
第三個方面是當時的中國所有的銀行壞賬率高達 30%。
這也進入到技術性破產了。
第四個方面是當時的企業，由於價格雙軌制，一方面國有企業沒什麼效率，但同時又腐敗橫生。
因為這個價格內和價格外的價格中間存在著差異，官倒各個方面的事情都來了。
所以在這種被動的局面下，朱鎔基就任了中國的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和金融。
朱鎔基上任之後，首先要一關一關的闖。他打的第一個戰役就是處理三角債和通貨膨脹問題。
在處理三角債問題的時候，朱鎔基下面有員大將叫石萬鵬。
石萬鵬當時就跟朱鎔基提了一個方案，說三角債一共有 3,000 億，
你現在給我 1,000 億，我用 1,000 億的注資方案來解決 3,000 億的三角債問題。
理由是什麼？他說：你看，這欠債嘛，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A 欠 B，B 欠 C，C 欠又欠 A。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給 A 注資 1,000 億，他有錢就還給 B，B 就有錢還給 C，C 就有錢還給 A 了。
那於是這三角債不就解決了嗎？
朱鎔基一聽挺有道理，於是就讓石萬鵬來做這個方案。
但是沒想到這個方案下去之後不成功。為什麼不成功？
因為當時這些企業拿到這些錢以後，並沒有拿錢去還債。
因為那時候的企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都是承包制。
所以他拿了國家白給的錢，他又去搞其他的投資，又搞其他的貿易。
結果三角債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還增加出來了新的三角債。
所以在朱鎔基上台之後不久，他就到遼寧去考察。
考察的結果發現石萬鵬的 este 方案行不通，於是回來後他就改變了策略。
他就跟石萬鵬講，‘這種方案不行，我們要改換思路’，
什麼思路？
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誰欠的債，誰必須還。
你既然把債欠出去了，你就有義務還。
你不還怎麼辦？不還，這企業就要破產。
那這是石破天驚的一句話。現在一個企業破產，大家都是覺得稀鬆平常。
但是對於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來說，公有制還是佔主體。
那時候民營企業還沒有建立起來，大家都認為公有制是整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基石。
這經濟制度基石還能破產嗎？你破產不就說明公有制失敗了嗎？公有制可以失敗嗎？
但朱鎔基當時堅持說，‘誰的債誰就必須還’。
如果你是銀行的債，銀行有義務去把它回購回來。
如果不回購回來，我拿你試問。
同時他就希望通過用 3 年的時間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銀行都認為不可能解決，但朱鎔基就下死命令。
他把上海的那一套工作風格帶到了中央。
緊接著，銀行這 30% 的壞賬怎麼解決？
朱鎔基就考察銀行這些壞賬，他發現 70% 的壞賬來源於政府的政策性貸款。
那政府讓銀行貸款，收不回來，銀行不需要負責。
於是朱鎔基就做了一項改革。
什麼改革？首先他自己兼任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
他把中國人民銀行改造成了美國的央行。
因為過去的中國人民銀行還有儲蓄業務，他不搞了，改成了一個政策銀行。
制定中國的貨幣政策的一個機構。
其次，把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中商農建找過來，說：‘把你們所有的政策性的貸款從這裡剝離出去，
以後不讓你們搞了。我們搞國家發展銀行。
你們這些銀行全變成商業化銀行。’
也就是說，以後貸款就是你們自己說了算，
你們自己判斷這個東西能不能貸款。
那也就意味著你自己來負責這筆貸款能不能收回來。
你要不能收回來，那你自己銀行虧損，你自己承擔。
在這個過程中，他就把當時這些銀行的 3,000 億壞賬全部剝離出去了。
成立了一個資產管理公司，由這個資產管理公司去運營、處理這些壞賬。
於是中國最基本的金融體制也建立起來了。
這僅僅是兩三年的時間。
第三個方面，他就治理這個惡性通貨膨脹。
當時他手下不是也有幾員經濟大將，如樓繼偉什麼之類嗎？
據說是一個晚上就寫出了宏觀調控十三條，後來又加了兩條，變成了宏觀調控十五條，開始頒布。
在宏觀調控十五條裡頭，比如說，要緊縮銀根，控制貨幣發行量等等這些措施。
應該說對控制當時的經濟過熱還是非常有效的。
那麼中國的通貨膨脹在 1993 年達到了一個頂峰，到 1994 年就開始下降。
到 1997 年的時候，通貨膨脹率已經降到了負值，進入了通貨緊縮時代。
應該說朱鎔基剛上任打的這幾個戰役是非常漂亮。
緊接著，他就開始在制度層面上開始動手了。
什麼制度層面上？第一個方面就是分稅制的改革。
我們上一集曾經講過，中國的稅收體制在城市裡頭是包乾制。
這包乾制就是說，一部分的錢交給中央財政以後，剩下全是地方的，地方想怎麼花就怎麼花。
這帶來什麼問題？首先是地方財政面對這些企業時，有非常大的免稅權。
他並不想把這個稅收收得太多，收得太多要給中央政府交上去，對他也沒什麼好處，
所以他就隨意開始免稅。
第二個問題是，地方政府收上來的這些錢其實沒有動力去投入到民生裡。
他們就自己投，他們是個自我服務型政府。
我當年在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工作，有一個特別深的印象。
98 年，我去江蘇採訪，江蘇的鎮一級、鄉鎮一級的教師被欠工資。
於是當地的鄉政府想出了一個歪招。
什麼歪招？讓這些老師去到自己學生家裡清欠。
當地的鄉政府也沒有辦法，因為你只有把村積金搞上來，才有錢給老師發工資。
也就是說，江蘇省還算比較富裕的省份，
它也不會把老師的工資優先發放，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現實。
所以朱鎔基當時就提出來，中國要搞分稅制的改革。
因為當時的中央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了，沒有錢了。
它佔到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只有 20%。
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央財政向地方借錢，鄧小平去跟上海市政府打招呼，
從上海市政府借了 10 個億。沒錢了，那怎麼辦？
於是朱鎔基就開始提出要搞分稅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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