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檔案館｜迷霧中的“萬億帳單”：中國公共安全支出持續攀升背後的維穩邏輯

隨著2025年財政預算草案的公布，一個長期受到關注的數字再次浮出水面：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預計將突破1.6萬億元人民幣。

自2016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正式跨入「萬億時代」以來，這筆被稱為「維穩經費」的巨額開支，其增速與構成就成為了觀察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晴雨錶。然而，調查發現，呈現在帳面上的數字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治理成本正通過「巧立名目」的方式，隱匿在民生、基建乃至企業經營的報表之中。

一、 帳面之外：消失的維穩經費去哪了？

在官方財政科目中，並沒有「維穩」這一項。它通常被歸類在**「公共安全支出」**下，涵蓋公安、武警、法院、檢察院和司法行政。但多位財政觀察人士指出，實際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資金，早已溢出了這個範疇。

1. 「網格化管理」的民生外殼 在許多城市的預算表中，大量的維穩人力成本被打包進「城鄉社區事務」或「一般公共服務支出」。

• 名目： 「綜合治理員」、「網格化信息員」、「平安建設補貼」。
• 實態： 遍布街頭的「紅袖標」和社區工作者，其核心職責之一是收集基層矛盾、監控重點人員。這部分經費在帳面上體現為「社區服務」，實則執行維穩職能。

2. 「雪亮工程」的基建底色

• 名目： 「智慧城市建設」、「城市信息化升級」、「信息化基建」。
• 實態： 覆蓋全國農村與城市的「雪亮工程」（群眾性監控報警系統），其數以億計的攝像頭和人臉識別後端系統，其建設與維護費用往往通過地方債或專項基建資金撥付。

3. 社會治理的「隱形攤派」 近年來，維穩成本呈現出「社會化」趨勢。大型互聯網公司需自費維持數萬人的內容審核團隊，公共交通樞紐的安檢由商業保安公司承接。這些本應由政府承擔或因監管產生的成本，最終轉嫁給了企業和消費者。

二、 投入與產出的悖論：為何越維穩越不穩？

儘管資金投入持續增加，但社會治理的壓力並未隨之減輕。2023年以來，從社交媒體上的心理健康危機討論，到基層頻發的極端個案，顯示出巨額支出與民間安全感之間的斷層。

調查新聞指出，維穩經費的持續攀升，反映了當前社會治理面臨的三大核心問題：

• 矛盾重心下移： 隨著房地產波動和經濟增速放緩，勞資糾紛、房產交付、金融暴雷等經濟問題迅速轉化為社會矛盾。傳統的「強力管控」只能壓制表象，無法解決利益分配不均的底層邏輯。
• 數位化監控的「塔西佗陷阱」： 高技術手段實現了全天候監控，但也導致了溝通路徑的斷裂。當民眾的合法訴求被大數據系統簡化為「風險點」進行管控時，社會壓力不僅沒有釋放，反而因缺乏博弈渠道而不斷積聚。
• 治理成本的剛性化： 龐大的維穩體系一旦建立，便會產生自我膨脹的動力。從技術升級到龐大的編外雇員隊伍（輔警、協管），每一年的支出都成了「剛性支出」，難以削減。

三、 專家觀點：從「剛性維穩」到「韌性治理」

社會學專家認為，維穩經費的「名目之困」反映了治理思路的僵化。

「目前的模式是典型的『花錢買平安』，」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表示，「當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而維穩成本持續攀升時，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面臨巨大挑戰。真正的穩定不在於攝影頭的密度，而在於法治對個體權利的保障，以及利益協商機制的透明化。」

四、 疫情遺產：從「防疫檢疫」到「常態化管控」

調查發現，2020年至2023年的疫情防控期，是中國維穩模式發生質變的關鍵節點。原本用於公共衛生的開支，在實際操作中與社會管控經費高度合流。

• 「大白」與檢疫人員的身份轉型： 疫情期間，全國動員了數百萬名防疫志願者和外包檢疫人員。調查顯示，在後疫情時代，這股龐大的基層力量並未完全消失，而是通過「轉崗」被吸納進社區綜合治理體系。
  • 名目： 「公共衛生應急儲備」、「社區基層治理優化」。
  • 實態： 曾經負責核酸查驗、封控值守的人員，轉變為現在的「治安巡邏員」或「社區文明引導員」，繼續維持著對基層末梢的強力滲透。
• 網格員與「數位圍欄」的制度化： 疫情期間開發的「健康碼」與「場所碼」雖然退出舞臺，但其背後的底層數據已經併入公安、民政大系統。
  • 名目： 「數位孿生城市」、「社區精細化管理項目」。
  • 實態： 網格員的職能從「查體溫」升級為「查動向」。通過對流動人口、重點人群的實時軌跡追蹤，地方政府構建了一道隱形的、耗資巨大的數位圍欄。

五、 龐大的「影子部隊」：輔警、保安與勞務派遣

在正式的公安編制之外，中國實際的維穩力量依賴於一支規模更為龐大的「影子部隊」。這部分支出是「巧立名目」最集中的領域。

1. 輔警（PA）：公安預算的緩衝墊
   • 全國輔警數量推算已數倍於正式警察。他們的工資、裝備和社保通常不列入國家公務員經費，而是以**「政府購買服務」或「勞務派遣費」**的形式，列在地方政府的「公安業務費」三級科目下。這使得公安預算在帳面上看起來相對平穩，實則負擔極重。
2. 安保外包：隱形的治安稅
   • 無論是地鐵安檢、政府大樓警戒，還是重大節慶的現場維護，現在幾乎清一色由第三方保安公司承接。
   • 名目： 「辦公區物業管理費」、「專項安保服務外包」。
   • 實態： 這種模式將政治任務商業化，政府通過向保安公司支付高額服務費，變相擴充了準軍事化的維穩力量，且避開了行政編制的限制。

六、 社會矛盾的焦點：為何高壓之下仍有「裂痕」？

調查指出，維穩經費的這種「持續失血」式擴張，恰恰反映了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 經濟下行與維穩壓力的正相關： 隨著房地產退潮、青年失業率波動，因經濟糾紛引發的「維權」行為激增。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資金在基層截訪、心理疏導（實為監控）和現場清場上。
• 治理效能的邊際遞減： 投入100億元建立的監控網路，可能因為一次基層執法不公引發的民憤而失效。這種「靠錢壓制問題」而非「靠法解決問題」的路徑，導致維穩經費陷入了**「投入越高——矛盾被壓制越深——潛在風險越大——需投入更多經費」**的惡性循環。

總結：不可持續的「治理溢價」

2015-2025年的數據趨勢清晰地表明，維穩成本已經成為中國地方財政的一大剛性負擔。在疫情期間形成的這套精細到每個樓棟的監控體系，其每年的維護費用（電力、頻寬、人員補貼）已成天文數字。

如果社會問題的根源——如就業保障、司法公正、利益表達機制——得不到根本改善，那麼無論名目如何變換，這筆「萬億帳單」終將面臨財政支撐力與社會忍受度的雙重考驗。

1.6萬億元不僅是一組數字，更是中國社會運行成本的沉重注腳。如果不能從源頭上解決分配、就業與法治等核心訴求，單純依靠預算的追加和科目的挪移，恐怕難以走出「投入越多、壓力越大」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