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剝奪個體慾望的集體化社會，注定無以為繼

「自我其實是由漫長的時間裡堆積出來的無數謊言組成的，有時這甚至是一生的積累。」

「蘇聯式世界出於道德原因想要去除模仿性慾望，結果是剝奪了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激勵機制。蘇聯人樂觀地相信，在一個沒有衝突、沒有社會衝突的世界裡，人們會愉快地工作，為集體創造利益。不幸的是，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

基拉爾在《慾望的先知》中所提到的這一點早已被歷史證明，蘇式集體主義造成的大鍋飯與權力尋租，代價都非常慘重，不管他們的名義何等崇高。相反，慾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對宗教寄望甚高的基拉爾還寫道：「原始宗教意義上的神聖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存在。舉例來說，當人們過於震驚於某種事物、某種權力時，神聖的層面便出現了。這是一種恐懼和崇敬的混合物，它影響了他們的行為。你可以明顯地在極權社會中看到這一現象。極權社會通過暴力的手段去除神聖，這是一種倒退。它們會嚴重損害獨立的司法體系。它們比我們更需要替罪羊。強迫受害者公開承認罪行的審判，意義重大。它們的目的是通過對受害者的一致譴責來恢復群體的團結，這就是『替罪羊』的本質。」這可真是一語道破極權主義的套路。

《慾望的先知》是被譽為「人文領域達爾文」的人類學家基拉爾的首本訪談集，他對人性、人類歷史和命運的顛覆性視角，影響了庫切、昆德拉等作家。他在書中談及模仿性慾望、替罪羊機制、獵巫運動、「9.11」、美國黨派政治、歐洲人口危機、厭食症與身形焦慮、生育與家庭……訪談從1984年持續至2009年，與海德格爾、尼采、福山、佛洛伊德、德里達、斯坦納等有著觀念碰撞，因此這本書不但是對當代重大事件的記錄與回應，也是一堂面向公眾的文學、思想討論課。

基拉爾對「慾望」有著極為深刻的理解，而在人類慾望愈發難以填滿的當下，這種理解更具意義。他在多年前就提出「模仿性慾望」，認為現代社會人們的多数慾望並非基本需求和自由意志，而是時刻被他者的慾望所影響並進行模仿，各種時尚潮流都是如此，人們的身材焦慮也基於此，無論是極端的厭食症還是「服美役」行為，都是任由所謂的「理想身體形態」來撕裂人類的自我認同。此外，如今人們瘋狂跟風卻一再上當的網紅打卡點也是模仿性慾望的體現。

也就是說，消費主義的實質就是對慾望的操縱。人們對某種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嚮往，都基於他人的觀察和社會的評價，即「模仿性慾望是指我們的選擇不像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由慾望客體本身決定的，而是由慾望介體決定」。這種模仿性慾望既有消極一面（比如消費社會的無意義競爭），也有積極一面（對經濟和社會的推動）。

更大的消極一面是產生了替罪羊機制，形成復仇形態。基拉爾的替罪羊理論源於原始社會的復仇和祭牲儀式。在他看來，模仿性慾望的蔓延會引發群體暴力，而「替罪羊」成為平息衝突的犧牲品。儘管隨著文明進程，祭牲這種落後儀式已經在文明世界消失，但人類仍然有著尋找替罪羊的內驅基因。如今的網路暴力，就是一種「社會中的所有極端，所有處於系統之外的事物，都是迫害目標」的替罪羊模式。同樣，歷史上的種種獵巫行為（儘管書中寫道「現代世界開始之時，也就是獵巫活動停止時」），如今的校園暴力，其實都是「群體通過排斥他者維持內部秩序」的邏輯，「替罪羊」角色是群體宣洩暴力的出口。

在政治場域，這種模仿性統一也經常出現，就像書中所言：「民眾在一開始是存在分歧的，但最終實現了模仿性統一。到最後，整個群體異口同聲說出同樣的答案。最高權力者並沒有起到領導作用，而是被異口同聲的民眾牽著鼻子走。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並非政治權力佔據主導地位，而是民眾聲浪取代了政治權力。」

對於個體而言，「你模仿得越多，誤認也就越嚴重，實現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突然之間，你會意識到，你自身慾望的本質就是徹底的模仿。」

認識自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也是極為漫長的事情，正如書中所說：「自我其實是由漫長的時間裡堆積出來的無數謊言組成的，有時這甚至是一生的積累。」基拉爾所做的，是幫助人們認識自我，但讀懂基拉爾的幫助，本身就是一道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