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悲劇：讓譴責無差別殺戮之聲更加響亮一點
近日，湖南常德再次發生無差別傷害事件，令人痛心疾首。
這類惡性事件頻發，似乎讓人陷入了“墨菲定律”的循環之中，儘管內心已近麻木，但聽聞消息仍不免感到震顫。
針對此類事件，我已在公眾號上發表了幾篇短文，引發了讀者的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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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中，有人嚴厲譴責行兇者的殘忍行徑，也有人試圖從“事出有因”、“被逼無奈”的角度為行兇者開脫。
在社交平台上，類似的“走投無路”論調更是屢見不鮮，甚至有人提出“譴責沒有意義”的極端觀點。
這些言論背後，隱藏著一種“不公—隱忍—血恨”的道義邏輯，將問題的根源過於歸咎於社會外部因素。
然而，無差別極端暴力犯罪並非單純由社會不公引發，它個體心理與社會環境因素交織作用的產物。
在轉型時期，社會確實存在諸多不公與制度缺陷，如社會拋離感、相對剝奪感等，這些都可能成為誘發極端暴力問題的溫床。
因此，我們需要在現代性平台上，致力於構建一套公平公正的制度與程序，以減少社會不公現象。
然而，社會宏觀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何在相似的背景條件下，有些人會選擇製造慘烈的無差別傷害，而有些人則不會。
那些喪心病狂的行兇者，即使曾遭遇經濟困難、情感挫折或冤屈不公，也不應成為他們採取極端手段傷害無辜的理由。
尤其是當他們將最脆弱的孩子作為下手對象時，更是讓人義憤填膺。
此類無差別傷害的惡行，只有那些與恐怖主義分子同樣兇殘低劣的人渣才幹得出來。
他們徹底顛覆了“冤有頭、債有主”的債責倫理，選取最極端、最殘忍的手段去傷害無辜性命。
對於這樣的人渣，我們報以怎樣的鄙夷都不解恨。
對於此類惡性案件，我堅決反對用“報復社會”來歸類。
這種抽象的概念不僅無法準確反映被傷害無辜個體的痛苦，還可能為極端暴力行為人提供心理慰藉，甚至讓任何人都能以“社會”為藉口去作惡。
在一個“理解”極端暴力的道德語境中，個體可能會將暴力行為視為解決問題的必要手段，進而維持一種反社會、反人類的“英雄”幻想。
這種道德規範的含混指向和潛在規制力的鬆動，勢必會增強犯因性特徵，形成複製效應，增加無差別殺人等極端暴力行為的發生概率。
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唾罵無差別殺戮的聲音，不給那些潛在的行為人任何社會心理誘導和暗示。
同時，我們也應加強對個體心理健康的關注和干預，從源頭上預防極端暴力事件的發生。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共同營造一個和諧、安全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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