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做了劉曉波和六四的節目，節目播出後有觀眾留言說：「王局，你要講劉曉波一定得講《零八憲章》，不能光講劉曉波和六四。」因為在六四的整個運動中，劉曉波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特別核心的人物。他早期充其量只是一個旁觀者，只是在六四夜晚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他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和參與者。而終其劉曉波的一生，他最重要的高光時刻無疑是《零八憲章》的簽署過程。
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所以在做劉曉波和六四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已經想好了，要做一期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的故事。在我看來，《零八憲章》是六四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組織起來的最大規模的一次民間反對運動。為什麼這麼講呢？你可以看一下《零八憲章》的執筆人劉曉波、張伯笠，還有一些重要的簽署人如賀衛方，甚至包括年齡更大的茅于軾、包遵信等人，他們的思想成熟期都來源於上世紀80年代那個百家爭鳴、思想解放的時代。
那個蓬勃的時代，培養了一代獨立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批獨立知識分子相對來說，大多數都經歷過八九六四運動，他們見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屠殺，也見證了中國民主改革運動的挫敗。因此，這批知識分子多數都有非常強烈的六四情節。他們希望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要因為六四而被阻斷。於是，89年之後，這批留在國內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否從事民間反對運動，大多數心理上都期望通過民間反對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繼續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最終實現制度變革。
最終，這一切形成了《零八憲章》。所以在未來書寫中國歷史的時候，尤其是中國制度轉型史的時候，《零八憲章》將是無法繞過去的一個篇章。
有人經常問我，當年參加六四的人那麼多，特別是像你這種非學生的知識分子，所謂當年的「黑手」，現在很多人慢慢地都去幹別的了：經商的、出國的，或者出國回來重新回到體制內的，在大學裡當老師的，甚至進入政府部門的，各行各業的都有。那你為什麼二十年仍然堅持在這個事上？在國內不能發表任何文章，不能接受任何採訪，不能到任何單位去任職，只靠你自己寫作？
劉曉波在八九六四之後，他實際上就被共產黨抓了起來，關到了秦城監獄。當時劉曉波被定義為動亂的精英以及黑手，也就是說他是八九六四過程中間引導學生走向歧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界思想人物。因為他當時提出了很多驚世駭俗的言論，比如說中國要經過300年的殖民，才能實現民主和自由等等。
所以在八九六四之後，他一開始躲到了外交公寓，出來後就被抓了起來，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劉曉波一開始以為他會被判很長的刑期，但後來共產黨找到他，希望他能寫一份悔過書，然後就可以從輕處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劉曉波寫下了這份悔過書，並在法庭上承認了悔過書的內容，還配合中央電視台的採訪，聲稱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沒有傷亡。
當時劉曉波的妥協是有特殊背景的。當局向他的父親施加壓力，他的父親是軍校教授，甚至在監獄裡向他下跪，要求他懺悔、妥協。我們可以想像，在那种極端情況下的妥協，是可以被原諒的。所以在1990年的下半年，劉曉波就被釋放出獄，應該說判得還是比較輕的。
但出獄後的劉曉波基本失去了工作，從過去的文藝理論評論家，變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據劉曉波的好朋友徐友漁回憶，劉曉波的思想在八九六四之後，慢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是，這個人由過去非常激進的姿態，逐漸變得非常溫和。不僅在思想上溫和了，為人處事上也變得溫和了。
早期的劉曉波非常狂妄，但後來在很多聚會中，他逐漸成為北京知識界聚會的一個核心人物。在這個核心中，他為人非常謙和，能與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不僅能與體制外的人打交道，也能與體制內的人打交道。
徐友漁舉了一個例子。儘管如此，劉曉波內心中的尖銳性並沒有喪失。比如，在北京的飯局中，有一個人物叫蒯大富，文革期間的五大領袖之一，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的頭頭。後來他失寵被抓，改革開放後也熱衷參與這些飯局，最終與劉曉波熟識。蒯大富在飯局時，總會拿出手機給大家看他當年與毛澤東、江青的合影，並津津樂道於他與那些國家領袖的交往，同時還流露出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感恩之心。
剛開始大家覺得新鮮，但漸漸地，這種做法讓大家心裡不舒服。多數人不會說出來，但劉曉波非常不客氣地對蒯大富說：「你這種做法吧，第一次大家覺得新鮮，第二次覺得彆扭，第三次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可笑和可悲。你一直生活在文革的那個世界裡，始終沒有走出來。」
徐友漁認為，劉曉波的這種尖銳性雖然有所變化，但他對不合理現象的直言不諱仍然存在。劉曉波的性格變化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他不斷地坐牢，從八九六四之後，他先後坐了四次牢。坐牢時他無法與他人交流，只能獨自面對思考。第二個原因是閱讀，在坐牢的過程中，他反覆讀書，這對他的思想進化或升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劉曉波在1991年出獄後，他仍然在北京活動，後來認識了他的妻子劉霞。他在秦城監獄期間與第一任妻子陶力離了婚。出獄後，他主要從事政治活動，一方面寫政治評論，另一方面搞簽名活動。
比如在1995年，他搞了一個簽名活動，寫公開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成立反腐敗專門委員會，推動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當時有十幾個人與他一起簽名，這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但並沒有採取行動。不久，他又寫了一份六四六周年的呼籲書，提出要搞新聞出版法、結社法、成立憲法法院等。這觸及了中共的底線，因為當時對六四的評價是高壓的，不能提平反六四，也不能提積極因素。
劉曉波的六四六周年呼籲書觸犯了兩大禁忌：一是六四完全不能提及，二是新聞出版、結社自由和憲法法院等內容直接動了共產黨的根子。所以在那一年，他第二次被抓了起來。這次沒有判刑，而是監視居住。這次監視居住一監視就是一年多，從1995年一直到1996年。
1996年，他剛出來沒幾天又被抓了進去。這次是因為他與一幫知識分子搞了一個雙十協定，呼籲中共與台灣國民黨進行談判，拋棄歷史恩怨，促進民族統一。雙十協定提到的內容，如人民的民主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軍隊國家化等，在當時的中共看來是非常敏感的。
雙十協定的內容被認為是「歷史的先聲」，因為共產黨早期在國統區裡有一份報紙叫《新華日報》，其中刊登的文章鼓吹民主自由、軍隊國家化、政黨選舉等。這些文章在當時對國民黨的統治構成了很大的威脅，讓人感覺共產黨是一個鼓吹民主的政黨。
然而，共產黨執政後，這些言論成為了禁忌。劉曉波的雙十協定被認為是用共產黨早期的言論打臉現在的共產黨，結果他被勞教三年，關在遼寧大連。
在1997年和1998年期間，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期間中美在人權問題上有很大爭議。美國希望中國釋放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並讓他們到美國去。中共實際上妥協了，放走了王丹、王軍濤、魏京生等人。劉曉波也被提議可以保外就醫去美國，但他拒絕了，認為自己三年勞教期已過了一半，還能挺過去。最終，他選擇留在中國，繼續他的反對運動。
從1999年出獄到2008年這9年間，劉曉波沒有被再次抓捕，但他的生活頻繁受到共產黨的監控。這種監控從他1990年釋放開始一直持續到2008年，共產黨對劉曉波的監控級別確實非常高。他家門口有崗樓，對面的樓裡也有專門監視他的人。在敏感日期，有時乾脆不讓他出門，他一旦出門就會有警察跟蹤。
劉曉波自己在採訪中也提到過許多類似的例子。有一次他與妻子去東邊和王朔吃飯，等了很久打不到車，只好坐公交車。警察的車一路跟隨，甚至還用小摩托提前到達每個公交站。這種監視使劉曉波的生活充滿戲劇性。
劉曉波在生活中不斷受到監視，但他依然從事著他的民間反對運動。他通過不停地給中共當局寫公開信、呼籲書，並組織簽名活動。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零八憲章》。他希望通過這些行動表明反對勢力的存在，並不斷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
《零八憲章》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表達。在未來的中國歷史書寫中，尤其是中國制度轉型史中，《零八憲章》將是一個無法繞過的重要篇章。劉曉波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但他堅信自己的信念，堅持批評獨裁制度，為六四的公正評價，為那些亡靈討回歷史公道。
劉曉波最終在2009年被審判，他的思想也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蛻變。儘管他在早年是一個激進的思想家，但經歷了20年的思想進化，他逐漸走向了「我沒有敵人」的境界。這種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成為了他反對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標籤。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未來的政治變革一定是內生性的，而這種內生性的變化過程中需要具備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領袖。劉曉波無疑是中國政治反對運動中最接近這一形象的人物。雖然他與曼德拉、甘地相比仍有差距，但他是中國這30年間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反對運動領袖。
劉曉波在2017年因肝癌去世，他的去世標誌著中國政治反對運動進入了一個低潮期。中共對反對勢力的打壓也越來越有經驗，通過將反對派人士趕出國門，或者長期關押，使他們與社會脫節，反對運動難以成氣候。然而，歷史的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未來，民主憲政的理想終將實現，而劉曉波等人的犧牲也將得到後世的尊重與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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