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去世了，今天咱們聊一聊這位“長者”的話題。 我對江澤民的印象總體還不錯。 他當年曾經接受過華萊士的採訪。 在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只有鄧小平和江澤民接受過華萊士的採訪。 之後的胡錦濤、習近平則完全不敢接受西方媒體的採訪。 到了習近平時代，別說西方媒體，我看連中國媒體採訪他都害怕。 所以，江澤民當時敢接受華萊士的採訪，那絕對是挺有勇氣的。
要知道，當年鄧小平接受華萊士採訪時，第一，中美之間相對來說還是蜜月期；第二，華萊士當時採訪鄧小平的時間也比較短，而且說實在的，華萊士當時被鄧小平強大的氣場所震懾，沒有提出特別尖銳的問題，基本上也就提了關於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問題。 而江澤民接受華萊士採訪時，正經歷“八九”事件後，中美關係非常緊張。 更何況江澤民自己也知道，華萊士一定會問非常尖銳的問題，但他仍然接受了採訪。 在採訪中，華萊士指著他說“有人說你就是個獨裁者”，而江澤民還能談笑風生。 在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中，能做到這一步的，我個人覺得，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也是非常少見的。
江澤民人已經去了，今天我就來講一講，江澤民主政十幾年的時間，他對中國社會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我覺得第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構建。 共產黨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階級鬥爭”，所謂“階級鬥爭”是把共產黨看作是一個革命黨，而革命黨則講工人階級是先鋒隊，農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么是同盟軍要么是階級敵人，需要鬥爭。 在這種理論下，社會被分成了不同的階層，拼命搞政治運動，甚至在自己內部也天天搞純化的政治運動。 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社會精英被排除在執政體系之外。
在任何一個社會，知識分子都是社會最寶貴的財富。 然而，在共產黨早期的這些理論中，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對象。 這種身份規定使得社會中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無法發揮作用，反而是文盲、無產者在領導。 而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成了被批鬥、被改造的對象，這個社會自然會走向反智。
老毛的這一套理論，也就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整體來講是一種革命的理論。 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實際上推翻了老毛的那一套。 然而，鄧小平並沒有構建出一整套的意識形態。 他的理論往往比較零散，像《論語》一樣，每句話都很有道理，比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不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 這些話都比較零散，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體系。
鄧小平雖然破除了老毛的理論體系，但他並沒有建立一個完整的“立”的過程。 江澤民上台之後，在王滬寧的幫助下，重新構建了一套理論體系，這就是“三個代表”理論。 所謂“三個代表”，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 它的核心思想是，共產黨不再是所謂的“工人階級先鋒隊”了，而是代表了最先進的文化、最先進的思想、最先進的生產力。 全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工人，甚至資本家，都是共產黨要代表的一部分。
這個理論體系與老毛的體系完全不同。 按照鄧的改造方式，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共產黨了。 它在逐漸地變成類似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唯一的區別是它仍然是一黨專政。 假如說它搞政黨輪替，意識形態上已經不再講實現“共產主義”，也不再講階級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理論已經被放棄了。 然而，真正徹底拋棄這些理論的時間，是在江的“三個代表”理論構建完成之後，形成了新的理論體系。
這個理論體系非常重要，因為它構建了共產黨從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它允許普通老百姓從一個執政黨的角度去審視共產黨，並可以通過輿論監督、黨外批評來評估執政黨的合法性。 革命黨是不允許批評的，但執政黨必須考慮經濟發展和執政方式的正確性，否則老百姓就有權批評甚至要求改正。
在江澤民主政的十幾年裡，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 改革是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這在整個共產黨國家裡沒有成功的先例。 俄羅斯採用的是“脆性瓦解”的方式，通過“休克療法”進行私有化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帶來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和社會財富的損失。 相比之下，中國的改革則更加複雜，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處理問題。 江澤民的政府通過打破“鐵飯碗”，推行下崗制度，使得沒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要么破產，要么獲得新生。
改革的過程中，江澤民和朱鎔基共同解決了價格雙軌制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後，雖然帶來了通貨膨脹和人民幣貶值的陣痛，但最終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創造了條件。 最終，中國通過加入WTO，正式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
江澤民最為人稱道的貢獻，莫過於他“到點下車”，實現了共產黨國家裡第一次按照任期制進行的權力交接。 在2002年，江澤民將權力交給了胡錦濤，這一行為在共產黨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 儘管他保留了一年多的軍委主席職務，但總體上他對胡錦濤的施政沒有太多干預。 江澤民的這一行為開創了領導人幹10年就下台的先例，並且不干預繼任者的政策。
在江澤民時代，儘管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中斷，但市場化、法治化的進程沒有停止。 那是一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黃金時期。 媒體在那個時代也蓬勃發展，《南方週末》、《焦點訪談》、《東方時空》等平面媒體和電視節目相繼誕生，成為那個時代的象徵。
江澤民對於輿論監督的開放態度也值得一提。 當年，《焦點訪談》曾經做過雲南省一個鎮長逼死鎮上一個開飯店的人的節目，江澤民看完後立即指示雲南省委書記第二天趕到中南海接受批評。 這一細節顯示出江澤民對於輿論監督的重視和開放態度。
江澤民對於西方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媒體監督也有一定的認可。 他在哈佛大學演講時，面對抗議者，表示他會提高自己的講話聲音，以確保聽眾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這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令人懷念。
相比現在的時代，江澤民的時代顯得格外令人懷念。 每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感受到生活和前途的希望，而今天的我們則感到無盡的絕望。 用現在的時代去對比江澤民的時代，確實讓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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